徐冰

　　近一个时期以来，针对一些欠了一屁股债还照样高消费的“老赖”，许多地方相继出台了限制他们进行“高消费”的禁令。从报道看，此令一出，效果还算是立竿见影，许多本领高强的“老赖”们纷纷“主动”还钱，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可是，凡事都有它的两面。尤其是在一个风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环境里，这个看似严厉有效的禁令，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也必然会有“意想不到的尴尬”。正如有报道指出的，你限制他使用手机等“高档”通讯工具，他会说，这手机是借别人的；你限制他在高档酒店消费，他又会说，这是朋友请客，是朋友付费。

　　据笔者可以查到的资料，目前，限制“老赖”们进行高消费的禁令，在许多地方都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广州，东山区法院执行庭“无奈”地表示，自限制令出台后，一年多过去了，限制令倒是发出不少，但至今没有接到一宗对债务人违禁高消费的举报，也没有具体发现哪一个接到限制令的被执行人违禁。

　　这的确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尴尬”。面对这样的情况，许多人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目前缺乏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比较国外而言，像在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公民个人拥有一个终身的社会安全号，通过这个无法伪造的安全号码，每人拥有一份资信公司保存的信用记录。一旦有不良信用记录，就会造成经济活动和生活、工作上的极大困难；企业也一样有一套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这就比较容易限制欠债不还的“老赖”们高消费。但目前我们缺乏的，恰恰就是这样完备的信用体系。同时，国内消费交易以现金结算为主，银行控制方面也存在问题。所以高消费限制令能发挥的威力就很有限了。

　　应该说，这样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点到了目前问题的实质。可比“目前问题”更目前的却是，一个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建成的，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具可操作性”，而我们国内目前所急于要解决的，恰恰就是很现实的“可操作性”问题。

　　可是应当看到，在这些“老赖”们层出不穷的变相“高消费”的花招中，所透露出的，肯定不仅仅是一个“信用体系”缺乏的尴尬。实际上，那些“老赖”之所以能够说手机是借别人的、吃饭是朋友请的，就在于目前社会中存在那些“愿意”借手机给“老赖”、“愿意”请“老赖”吃饭的人。而这，已经不仅仅是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的问题了。

　　据有关人士分析，“老赖”们之所以在禁令之下仍旧能够“高消费”，反映出我们缺乏一种完善的信用文化，或者说，是一种信用道德的缺失。广州之所以出现一年多没有接到一宗对债务人违禁高消费的举报，就在于很多认识“老赖”的人明知他欠钱不还，对他大手大脚的行为视若无睹。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多得让他们习惯，个别恶劣的甚至认为老赖有本事，潇洒！另外，许多群众认为这是民事纠纷，不属于犯罪的范畴，外人自然不方便插手。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希望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信用体系，基本上是天方夜谭。显然，在大力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的同时，更需要下工夫的，是建立完善的信用道德文化。

　　可这样一来，问题又出来了。因为一提到道德、提到文化，分明又是一个“远水解不了近渴”，也同样是一个不具“可操作”性的办法。

　　如此，对于“老赖”的变相高消费，我们是否真的就只能一直尴尬下去呢？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既然一时对“老赖”手机是借别人的、吃饭是朋友请的没有什么好的对策，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些“愿意”借手机给“老赖”、“愿意”请“老赖”吃饭的人的身上想想办法。因为在限制“老赖”高消费的禁令之下，这些人在“非常时刻”的乐善好施，自然就有嫌疑。如果司法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真的严肃下去，这些乐善好施的人都有义务证明，他们的确是真的乐善好施，而不是与“老赖”一起，蔑视司法。

　　而这样的“严肃下去”，正是建立完善的信用道德文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