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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树铎
7月初，北京市作出决定：提高部分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事实上，早在2001年，卫生部和国家计委、财政部把全国的医疗服务收费规定为3966项，各地就已经开始做项目的收费标准，提高医疗服务收费已经是大势所趋。
各个地方其实早就在“蓄势待发”，重新制定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据悉，海南省的医疗服务收费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手法骨折复位，原来只有80元，现在提高到500元，提高了525%；心脏直视手术，原来不到1000元，现在提高到3780元，提高了278%。
对医务工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欢欣鼓舞的数字；而对患者来说，这不啻是一个恶梦般的数字。
该不该提高医疗服务收费？
医生们普遍认为，无论是挂号费、检查费还是诊疗费都是太低了，与医生付出的劳动是不相称的，这无疑是让医生的劳动贬值了，而医生的劳动纯粹属于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脑力劳动，言外之意，如此低的劳务价格，如何能换来高技术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呢？
对此，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蔡振华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当前的医患矛盾归根结底是国家医院的补偿政策造成的，国家财政拿不出钱来补偿医院，医疗服务收费又偏低，医院只好以药养医，这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如果能大幅度降低药价，并相应地提高医疗服务收费，就能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7月9日在广东的一个会议上也指出，在控制药品收入的前提下，适时适当提高医疗服务收费。王陇德称，国家医院的补偿机制有三个方面：政府财政补助、药品差价、医疗收费，目前医疗收费确实收不回医疗成本。对一些发达地区的省份来讲，经济发展了，群众的承受力比较高，药品费用下降后，应适当提高医疗机构劳务收费，鼓励医生在业务上下功夫。
但一大堆问题也便摆在了后面：药价到底能不能降下来？药价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万一药价降不下来，老百姓岂不是又增加了新的负担？医疗服务收费提高以后，患者真的能得到高质量的服务吗？如果说发达地区能够承担高额的服务费用，那欠发达地区或者不发达地区怎么办？老百姓会不会又重新陷入看不起病的旋涡？
看不懂的服务收费
记者正好有过到医院检查、化验和住院的经历，手头自然攒了一大堆收费清单，但是，就是让人看不明白。先看一看门诊检查的清单：
2002年5月28日，北京妇产医院，常规检查的费用是5元。
2002年7月19日，北京安贞医院，常规检查的费用是19元，化验费是24元。
2002年8月3日，北京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常规检查的费用是5元，其他项目是8.8元，化验费是23元。
2002年8月14日，北京安贞医院，化验费是9元。
不再多列举了，总之是不同的医院价格不一样，同一个医院，不同的时间，价格也不一样。
再看一看住院清单：
记者与2002年7月8日住进了北京安贞医院，7月15日办理出院，不足7天的时间，检查费是372元，化验费是608元，治疗费是255元，住院费是168元，西药费是235元，没有具体的收费清单，只有这么一个笼统的数字。
记者毕竟不是医生，看不懂这些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这样的价格到底是昂贵还是便宜，只是在想，假如医疗服务收费涨价了，那么，哪些项目会涨呢？到底会涨多少、以什么为标准涨呢？
药价降下来了吗？
不管到哪个医院，肯定都会看到一块牌子，上面标注着一些降价的药品和价格，十几种和几十种不等。有关政府部门也不断地发布药品降价的消息，十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等。
但是，老百姓怎样才能感觉到实惠呢？不要说药品有成千上万种，单是那复杂的药名，也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何况，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得的是什么病，应该吃什么药，病人是不知道的，权力在医生手里。总不会在买药的时候，先去查一查这种药品到底降没降价吧？再说，到那查去？能查的着吗？
问题不仅仅在这里。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医改”最关键的诱因便是居高不下的药价，老百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同时，国家和社会背负着沉重的包袱。1998年底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中指出，医疗机构过度依赖药品收入，诱使医院开贵药、多开药，成为医药总费用上涨过快、临床用药不合理的重要因素。
为此，理论界开出的药方是，推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制度，切断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与药品营销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医药分开立即遭到了医院的共同抵制，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切断了医院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医院绝不会心甘情愿割掉这一大块肥肉；另一方面，处方权力掌握在医生手里，无论如何，总不会不让医生开处方吧？
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实行药品的招标采购制度，以为通过这种“阳光下的交易”能把药价降下来，但是，药品招标采购又因为各项政策不配套而存在着种种弊端。有关部门的想法是，完善药品招标采购制度的同时，预计今年年底将把医院的药房从医院里拿出去，也就是说，继续走医药分开的路子。
卫生主管部门的良苦用心，理论上这种说法是成立的，但是，药价真能控制住吗？
卫生行政部门有苦衷？
有业内人士指出，卫生部门之所以同意提高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实质上是卫生行政部门向医院妥协的结果。实行医药分家已经在外界达成了共识，卫生行政部门也曾慑于全社会的压力而欲推行此政策，但是，医院共同的抵制使卫生行政部门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做法，而改成了药品收支两条线的政策。
问题是这个路子也几乎是行不通的。原来设计的想法是，医院把收入如实上报，然后按照各医院的成本合理返还，但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医院到底收入多少？医院很可能不会如实上报，这几乎是个没人能查得清的事情；二是医院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更是个很难查得清的事情。那么，到底应返还多少则相当令人头痛，容易吃力不讨好。
医院当然有足够的说法：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不但不给医院什么好处，反而胳膊肘总是向外拐，谁还听你的？所以，这次提高医疗服务收费虽说是在情理之中，但实则是卫生主管部门迫于医院的压力不得不这么做。
但是，问题相继又出现了。首先，医疗服务涨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如何规范收费标准？各个医院不一样，各个地区不一样，用什么标准来统一衡量？其次，医院的服务质量会好起来吗？应该怎样监控呢？还有，医改的各项配套政策为什么迟迟不出台，是不是相关利益集团正利用政策空隙在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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