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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天地广场夜景
总撰稿/王安 采访/阿波罗 吴京辉 陈政 邢丽萍 张建勋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以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四十多年来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难怪姑娘们总是说我不实实在在；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放眼看那座座高楼如同那稻麦，看眼前是人的海洋和交通的堵塞；我左看右看前看后
看还是看不过来，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我越看越奇怪……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
A 上海：在旧时上海，石库门大富者不住，赤贫者住不起，惟小康人家最爱。但当一幢石库门挤进七八家，就如同北京的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全然没了美感
太阳从东方升起。
早晨，当第一抹阳光斜射到东窗，里弄里一天的生活正式拉开了帷幕。弄堂里的晨曲将人们从睡梦中唤醒——孩子咿、唔、哎、呀的撒娇声，主妇催促小孩起床的笑骂声，隔壁人家洗刷马桶的沙沙声，木制楼梯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在和谐的弄堂交响乐中，还可以看到弄堂口热气腾腾的早点摊头，熟人见面亲切而简单的问候，卖青菜的挑担在里弄里巡游着，巴望着主妇们的招呼……
阳光初照的上午时光，是女人们最忙碌的时候，她们三三两两出去到烧开水的“老虎灶”打开水，而在后门则是另一番景色，家家都有一两个，大户人家则有四五个红漆马桶，沿门口排列着，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哪位首长来阅兵？倒马桶的小粪车……
什么是弄堂？什么是里弄？为什么有老虎灶？为什么有红漆马桶——哪里有这独特的“进出口”方式？
上海。
弄堂又叫里弄，可以与北京的胡同相比。弄堂是线，线上的珠子就是石库门。石库门是上海民居的经典，有如北京的四合院。
石库门房屋兼容中西。它既吸收了某些江南民居的特色，其单体平面结构脱胎于中国传统院落式住宅，并一般分上下两层，符合小康人家择楼而居求其高爽的要求；同时，它又具有西方都市民居的特点，其两层楼连接排列，给人一种紧凑新颖之感。早期石库门为砖木结构，用砖做承重墙，用木料制作门窗、楼梯、椽子、阳台等。民居史学者罗苏文细致地描述了这种建筑：
“从石库门单体布局看，仍保留着以大家庭为单位那种封闭式独立住宅特点，长幼有序，尊卑之别分明。早期石库门一般是三上三下，即正间带两厢。楼下正中是客堂间，面对天井设落地长窗，可拆卸，东西为两厢房，一般作书房或杂用。二楼正中为客堂楼，两边是东西厢房，均为卧室。开间跨距平均在4米左右，客堂进深在6米左右。大部分为统排门窗。正室后面为附屋，有后天井与正屋完全分开，为单坡斜屋顶的平房，一般作厨房、杂屋、储藏室。后天井挖设水井。整幢住宅前后各设一出入口。前立面由天井围墙、厢房山墙组成，后围墙与前围墙同高，呈封闭式结构。庭院被取消，故宅大院那种一进高过一进，象征步步高升的名堂均不再保留。”
“从建筑风格看，石库门外观呈矩形，为左右较狭，前后较长的长方体。最注目的是正面的大门，一般是以花岗石或宁波红石作门楼，石料为门框，配上黑漆厚木的门扇，每个单体设一樘，一副铜环。石库门门头用石发券，上砌三角形或长方形、半月形凹凸花纹。近观显得气派有序；石库门居中，上配门饰显得宏敞，5米以上大片白石灰粉刷的墙面分设两扇窗。远望连成一长排的石库门，黑白对照的传统色调，坚固井然的建筑群，给人一种厚实、庄重、富足、安全的深刻印象。”
在旧时上海，石库门大富者不住，赤贫者住不起，惟小康人家的最爱。但当一幢石库门挤进七八家，就如北京的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便全然失去了最初设计者的美感。因此，在上海，说某某住石库门，就意味着其住者房小，吵闹，繁杂，刷马桶。
太平桥北区是上海所剩无几的里弄石库门住宅密集区之一。
B 北京：旧时，王府豪宅都聚在城里，城外散住着平民百姓、菜农、锁匠、拉骆驼送水的、进京拦轿子告状的。出城向东3里，地名三里坟，乃三里屯前身
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抚摸着地球的每一寸肌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美国布什总统在戴维营挥杆打高尔夫时，而博茨瓦纳一个黑小伙正逆着夕阳端枪瞄准一匹斑马，当北京膀爷犹豫着上街穿不穿件T恤时，新西兰的农夫正琢磨着如何使自家的羊群熬过寒冬——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给予人类的关照是公平的，她不会因为布什在打高尔夫而给戴维营多一些阳光，也不会因为新西兰的羊群怕冷而晚半个时辰下班。亘古不变，仪态万方。
但太阳不是公平的。宇宙中从没有绝对公平。
比如上海的太平桥与北京的三里屯。
北京历经500年皇权浸染，皇宫、王府、庙宇、四合院遍布全城，故宫、圆明园、颐和园、恭王府星光灿烂，萧肃的孔庙、令人感叹的李鸿章贤良寺、另类赛金花的八大胡同——胡同？北京有多少胡同？据说，明朝的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629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357条。到了清朝，街巷胡同2077条，其中胡同为978条。如今，有人在地图上数了三遍，每遍结果都不一样，全北京大约有街、巷、胡同、村约6104条(个)，其中胡同为1316条。
胡同是分割和连接四合院之间的小道。三里屯没有四合院，也没有胡同。
旧时，王府豪宅都聚在城里，城外散住着平民百姓、菜农、锁匠、拉骆驼送水的、进京拦轿告状的。出城向东3里，地名三里坟，乃三里屯前身。
1970年反帝反修挖防空洞，三里屯挖出许多棺木。
C 上海：里弄石库门禁锢着上海人，也造就了一代上海人。正如丘吉尔说的：“我们建造了自己的房屋，而房屋又塑造了我们”
早先大家都说，上海人自大，排外，不知与石库门的封闭是否有关。
19世纪40年代，自从英国人利用《南京条约》在上海设立了“居留地”(Settlement)之后，起初无论是清廷政府或是英国人均不赞成华人进入租界，“华洋杂居”。后来英国人发现要使上海繁荣起来仅仅靠那数千外侨是不能成气候的。适逢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进入江南，大量内地乡绅、富商、地主、官僚纷纷携眷要求进入租界“避难”，英国人也就顺水推舟，公开向华人开放租界。他们参考英国建造公共住宅的模式，在指定的地块上兴建大批集体住宅。房子木板结构，像兵营似地联立成行，并由行列组成网络，为了严加管理，对内联系自如，对外只有通过主弄才能到达马路，弄口设铁门，可以随时启闭。没有想到这种源于隔离，比较封闭的住宅模式却受到从内地进入的华人的欢迎。
须知，中国传统民居本来对外便是相当封闭的，这些最初进入租界的华人有如以前客家人移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样，在现实与心理上都需要有一定的隔离(如客家人的“围”)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况且早期的租界移民来自不同的地方，相互不了解，于是层层设围便形成了这种综合东西方特色的石库门弄堂。
以后随着租界在商业、经济与金融上的发展，从沿海城市与长江流域流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到19世纪70年代，华人人口已达十余万，外侨只及其2%左右，建造弄堂成为了上海经济活动中最活跃、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房地产业的中坚。石库门弄堂从此以至20世纪20年代，成为上海最流行与最普遍的居住模式，它们不仅建在租界还普及到周围的华界。现虽已有一些被拆除或部分拆除，但仍留有不少比较典型的，如浙兴里、步高里，延安中路的多福里、念吾新村、四明村，黄陂南路的梅兰坊等等。而太平桥地区则是典型的石库门弄堂密集区。
大量移民涌入后，“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本地人在比例上变得很少，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本地人大约只有20%左右，其余80%皆为外地甚至外国移民。这就在里弄居民结构中注入了浓浓的异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里弄住宅华洋杂处、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人文特征。
但在异质性的背景中，也隐藏着巨大的同质性，这就是当初外地移民落脚在租界这个陌生的世界时，不无戒心，于是迫切希望与同乡或同业的人聚居在相同或相近的里弄中，以求相互的支撑。在一个个围合的里弄中，同样的乡音，同样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相互关心、相互支持，构成了里弄情结最初的感情基础。
随着上海社会日益向高密度、高流动性发展，弄堂居民中的乡土色彩、血缘关系日趋淡化，但传统的里弄情结并没有消失，反而由原来的一户一个单元变成了几户合住一个单元而演绎出了新的内容，即“邻里深情”。无怪有许多居民由于拆迁而要搬家时仍对这个情结念念不忘。在以围合为特色的里弄中，每家每户的石库门和高墙并未将居民的生活和交往分隔开，相反，每一里坊的外围墙倒将其中的居民围合组织成一个大家庭。弄堂口是这个大家庭对外的出入口，人们从喧嚣的马路经过自己熟悉的弄堂口进入弄堂后，迎面而来的经常是邻里的招呼，“到家了”的归属感油然而生。尽端封闭的里弄就像是前后两排人家的室外起居室，只要有陌生人驻足，便会受到客气的盘问。上海气候条件的优越，使有些家里的活动搬到了里弄上来。在这里可以边做家务边交流，里弄的现实空间与情感空间融为一体，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
“里弄石库门禁锢着上海人，也造就了一代上海人。”正如丘吉尔说的：“我们建造了自己的房屋，而房屋又塑造了我们。”
D 北京：上级指示对外国人要不卑不亢，严守秘密。一位中学生的行为广受赞扬——他奋勇地把一老外的胶卷扯出来曝了光
三里屯没有里弄情结，也没有胡同情结，风吹草低啥也没见。
1958年起，政府开始在三里屯盖起楼群，一片片如火柴盒般。这些楼多是5层的，不用配置电梯。以今天的眼光，这些楼虽不是筒子楼，但房间狭小，布局幼稚，几乎相当于拆迁房，甚至不如今日的经济适用房。
住在楼里的都是公家人，也就是除去农民的城里人，工人、店员、知识分子。城里人都是公家人，都拿工薪，小商小贩早赶光了。后来有了国家干部，有了军队家属院。但没有商品房。那时光不兴商品。惟一的一座餐饮服务设施名为“服务楼”，后来改名了，叫麒麟饭店。
人气渐渐赶走了鬼气。
不好，土鬼走了，洋鬼子来了。
1970年之后，在三里屯北边，盖起了使馆区，宽宽的柏油路(以当时的眼光)，绿树成行，解放军(后改为武警)哨兵纹丝不动，小轿车一溜烟跑了去，甩下老百姓的惊羡。
标志性的建筑是立在工体东路路边的一座9层公寓，当地人称之为“外交公寓”，这里住着使馆人员和家属，金发碧眼，还牵着小狗。外国记者也聚在这儿，谁知道是不是间谍呢。与周围5层高的灰暗的火柴盒子们相比，这座白色的火柴盒子确实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建国门使馆区还没建立，于是三里屯成了反帝反修的前沿。每到关键时刻，上级的指示就会一级级传达到居民中间，要不卑不亢，严守秘密。一位中学生的行为广受赞扬——他奋勇地将一老外的胶卷扯出来曝了光。
使馆区放在三里屯很好。周边是广大的农村，向着城里方向，有计划经济的火柴盒子们阻挡着，鬼气莫浸。
1973年7月13日，一个男孩站在盖楼房用的预制板垛上往后看，他使劲地看，也不知道想看到什么，而脚下却在慢慢向前移动，忽地一下就摔了下去……
男孩只顾往后看，却没能看到前面的情形。其实，谁能预知三里屯的前景？
E 上海：一个香港人罗康瑞冒出个想法：搞个新天地广场，化腐朽为神奇。金钱成为上海老城区保护与发展的润滑剂
1988年朱镕基出任上海市长。他说他睡不好觉。上海多是老房子，经不住折腾。台风，暴雨，火灾一烧一片，救火车呼啸着满街跑。
救火车跑到太平桥怎么办？
当然政府可以出面，修缮，改造，甚至拆迁。砸就砸了吧，世世代代砸的东西还少吗？但太平桥地区有些物件是不能砸的，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而且，就是改造，就是砸，也得有钱。朱镕基着急的就是没钱，工厂要发展，道路要修，陆家嘴要架桥，总不能让大上海的百姓总是以刷马桶的形象立于世吧。
哪哪都要钱。
此后，一个香港人罗康瑞先生冒出个想法：搞个新天地广场，化腐朽为神奇。
罗康瑞，现年54岁，1971年创立瑞安集团，现为该集团董事长。
罗氏曾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书院和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他于1969年返回香港，在父亲的机构服务，其后在1971年创立自己的事业。罗氏于1996年受聘为上海同济大学顾问教授，同年获香港科技大学颁授的荣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并于1998年受聘为上海大学顾问教授，1999年获颁授“上海市荣誉市民”名衔。
1997年，经过多方面的分析与研究，瑞安集团提出了一个改造这一地区的理念，保留石库门建筑原有的富有人情与中西合璧的人文特色，改变原先的居住功能，赋予它新的商业经营价值，把百年的石库门旧城区改造成一片新天地。
翌年，瑞安集团董事长罗康瑞先生在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上发言说：上海必须创造优良的生活环境，以吸收、培养及留住最优秀的国内外人才，一个国际金融及商业中心，亦应该在市中心建设各种活动场所，让本地及外籍专业人士有一个聚会场所。
这为新天地广场做出了明确的功能和风格上的定位。于是开始了长达3年的把理念变为实践的实验、创造与磨合的过程。
新天地广场位于上海市中心区淮海中路的南面。它东临黄陂南路，南临自忠路，西临马当路，北临太仓路。当中一条兴业路把广场分为南里与北里两个部分。它在太仓路上的主入口离淮海中路最繁荣的地区和地铁出入口只有170余米。在兴业路上，还有一个上海最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一大”会址就这样与新天地广场相互照应。
由于有“一大”会址，广场所在地的两个地块被划入上海市中心区11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中。为了使这些保护单位在旧城改造后不至于被陷入或淹没在与之不调和的环境中，因而在它们周围划定一个风貌保护范围，以便对其街道、绿化、水系等空间格局与景观特征进行保护，并对风貌保护区提出了两个保护层次：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范围。
核心保护是对原已定为保护单位的建筑要按规定要求进行保护，建设控制范围是指在新建、扩建、改建中，应该在高度、体量、结构、色彩上有所控制，使之能与历史文化风貌相协调。
在兴业路，“一大”会址当然是该区的核心保护对象，其他建筑则可以按建设控制范围规定进行改造。而新天地广场不仅把紧贴着“一大”会址的建筑风貌保护下来，并且把广场北里大片老式石库门里弄的旧时风貌也保护了下来。它不仅使人走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上时可以领略到80年前“一大”会址的环境风貌，并且艺术地再现了旧时石库门里弄建筑文化的精华。
上海新天地广场于1999年初动工，2001年秋大体建成，总投资约1.5亿美元。
目前新天地广场是上海最吸引人与留得住人的一个文化休闲好去处。吸引人的是它那独特的上海老式石库门弄堂的海派文化风韵；留得住人的是它那内容丰富、风味独特、品位高雅、格调时尚的中外餐厅、茶坊、咖啡座、艺术展廊与专卖店。在广场南里还有一个露天广场(时尚广场)，经常有西方乐队在那里演奏像摇滚乐之类的当代音乐，聚集了大量中外观赏者。
金钱成为上海老城区保护与发展的润滑剂。
F 北京：政府并没有打算在三里屯搞个酒吧街，是酒吧不听话，兀自长大起来
三里屯酒吧街最初的兴起不是港资润滑剂，而是政府出钱，但政府最初并没有打算做酒吧，是酒吧不听话，兀自长大了。
刘勇是三里屯街道办事处的前副主任，他细数了三里屯酒吧街的故事——
“酒吧街的动土工程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时侯这条街叫三里屯北路，之所以破土动工，是想借鉴南路成功的经验。早先在南路上，我们盖了一些给小区配套的新华书店和日用百货的房子，只是经营都不太景气，就租赁给别人做汽配，慢慢地相继都租出去，就形成汽配一条街。生意做得很火。
“因此我们考虑在北街，再建一批房想把汽配街做大。当时共建了30余间简易房，没有想到的是房子盖好后，虽说起初也有几家做汽配的过来，但效果不好，一直都很冷清。仅仅一街之隔，却是两种景象，很难解释其中的原因。
那时侯，大环境就是抓经济。上级还因此号召过机关干部，像是买爱国菜一样地实行个人承包，只因效益不好，没人敢接。
“后来出现了贝拉(音译)面包房，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人接手，经营很不错。他那会刚开始经营时，成本损失也挺大，因为面包不能隔夜，当天卖不出去就得倒掉。面包房出现后，把周围几家都比下去了。于是大家纷纷感觉或许这是种趋势，因为光顾这间面包房的主要都是外国人。相应地一个一个的小西餐店就出现了。因为当时到工商部门去办理执照，酒吧是不给予批复的，所以早期酒吧都以这种西餐店的形式出现。”
“到1995年的时候，这条街就已形成了规模。国外一家媒体还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并在报道中，第一次出现了‘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的说法。”
王先生在三里屯北街工作了近20年，他也叙述了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的历程——
“应该是在1991年到1992年之间，三里屯街道的主任是现在的北京崇文区区长李晓光，当时政府要求街道办事处发展经济实体，全面服务百姓。李晓光的脑筋好使，南三里屯服装市场已经形成了，摊位主要开在三里屯的斜街上，经营效果不是很好。李晓光就找到区里和市里的领导，申请在三里屯建设一条品牌街。当时区里规定不能搞餐饮，不能搞汽车配件(因为三里屯汽配街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允许开鲜花店、美容美发店、服装店、鞋店和家具店，规划局的手续是我跑下来的，名义就是把南三里屯服装市场搬到现在的酒吧街，兴建一条服务百姓的商业街。”
“在建这条街之前，李晓光曾对外宣称一年之内赚回一辆桑塔纳，也就是15万块钱。街道办事处当时没有一辆开得出去的好车。1992夏初开始兴建，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工了，等到租完了房子以后再算账，总共挣了30多万，也就是赚回了两辆桑塔纳。”
“理讲一个小插曲，街道当年曾组织20多名机关干部去承包商业街的店铺，在保留公职的前提下集体下海，形式是3个人组成一个组承包店铺，不过大多数人不是做生意的料儿，一年以后就又都回机关工作了。”
“大约是在1995年，当时有一个生意场上比较落魄的香港人，姓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他到北京来找生意做，一下子就相中了三里屯商业街的位置，出资承包店铺作酒吧，面积有100平方米左右。那家香港人开的酒吧应该是三里屯的第一家酒吧。”
这两位官员的说法略有出入，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三里屯酒吧街不是规划出来的。
G 上海：开发商专门从德国进口一种昂贵的防潮药水，像打针似地注射进墙壁的每块砖和砖缝里。铺瓦前先放置两层防水隔热材料，再铺上注射了防潮药水的旧瓦。为了一个“旧“字，好辛苦！好费钱
新天地的开发，似乎比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的建设更主观，更有规划一些。
开发商为动迁新天地地块上居住的近万名居民，花费了超过6亿元人民币。对这些原来是住宅的建筑，按照本来经营场所的功能考虑，像修剪大树的枝叶似的，拔去几幢房，使淹没在弄堂内一座漂亮的荷兰式屋顶石库门建筑跃然而出。拆去违章建筑，市区不多见的弄堂公馆重见天日。这样，被保留下来的旧建筑各呈特色，仿佛一座历史建筑陈列馆。
保留下来的石库门由于历史较长，加之过度使用，缺乏保养，已面目全非了，部分必须重建。为了重现石库门弄堂当年的形象，开发商到处寻觅，终于从档案馆找到了当年由法国建筑师签名的原有图纸，然后按图纸修建，整旧如旧。
石库门建筑的清水砖墙，是这种建筑的特色之一，为了强调历史感，决定保留原有的砖、原有的瓦作为建材。一个“旧“字，代价远远超过了新砖新瓦，开发商专门从德国进口一种昂贵的防潮药水，像打针似地注射进墙壁的每块砖和砖缝里。屋顶铺瓦前先放置两层防水隔热材料、再铺上注射了防潮药水的旧瓦。为了一个”旧“字，好辛苦！也好费钱！
石库门旧房是没有地下排污管、煤气管等基础设施的，新天地每幢楼都要挖地数米，部分需深达9米，铺埋地下水、电、煤气管道、通讯电缆、污水处理、消防系统等。旧房不拆，挖土机开不进作业现场，施工难度相当大。铺设自来水管、煤气管道的工人，个个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文化“。
有些旧楼内部的木料已腐朽了，对其内部结构须全部重做，但能保留的还是千方百计地保留下来。总的指导思想是整旧如旧，旧归旧，但安全至上，建筑结构的坚固程度必须能适应经营场所的川流不息的消费者。
上海新天地旧石库门的修复如此不惜代价，不是简单复旧，而是更高层次的回归。
仍旧是石库门，里面放进的设备都是按照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生活方式、情感习俗度身定做；石库门里首次有了自动电梯、中央空调，每幢建筑物之间铺设光纤电缆，宽带互联网进入了新天地。消费者上网可以迅速查询商店的商品价格和餐厅、酒吧的菜单，以及电影院上演的电影，并可以预定座位。
现在，当人们走进新天地刚刚完工的部分石库门弄堂，依旧是青砖步行道，红青相间的清水砖墙，厚重的乌漆大门，雕着巴洛克风格卷涡状山花的门楣，仿佛时光倒流，重回当年。但一步跨进石库门里面，却是又一番天地，原先的一户户隔墙被全部打通，呈现宽敞的空间，中央空调搞得四季如春，欧式的壁炉、沙发与东方的八仙桌、太师椅相邻而处，酒吧、咖啡室与茶座、中餐厅和谐搭配，墙上的现代油画和立式老唱机悄声倾诉着主人的文化品位。
当老年人走进新天地，感到它很怀旧，青年人则觉得它很时尚；外国人走进新天地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则觉得它很洋气。新天地当然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但也似乎像欧洲某个小镇上很有情调的街道。新天地属于上海，属于中国，也是世界的。
H 北京：我们曾在三里屯立过酒吧街的牌子，2001年工商局来检查都要盖起来，因为工商局没有批过酒吧的营业执照
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命运多舛。刘勇叙道——“自酒吧街出现后，就和整个环境很不协调，主要体现一是交通，二是噪音扰民。”
“其实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市政规范和发展不协调。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城市规划中，是不可能考虑在今天，这条街上会出现一条酒吧街，搁在当时肯定会是头条新闻，这和当时的形势、氛围是很不协调的。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应该着眼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从城市规划上去做文章。”
“以前我们盖房，都是靠政府投资兴建，毕竟政府财政有限，有开发公司加入到北京城市危改中，加速了城市的危改进程。可开发商进入这里面，并不是为政府解决居民居住困难问题，或是加速城市建设步伐来的，他们主要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开发商首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区位的定位发展是否明确，能否为自己带来利润。当整个区位发展不明确，功能不能确定时，开发商肯定不会过来。像长安街、王府井周围，为什么开发商的积极性这么高？那是市中心。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后，亚运村周围房价马上随之提升。”
“不过区位功能的明确，并非人为产物。我想北京CBD商业区划定后，对三里屯地区的区位功能明确会起很好的作用。”
那位在三里屯街道工作了近20年的王先生也体会颇深——
“记得第一家酒吧试营业的第一天晚上，我正好在办事处值班。大约在晚上10点来钟，区政府突然来了电话，告诉我们有群众反映三里屯街里有家店聚集了五六十外国人，你们马上到那家店等着，市安全局、公安局、区安全局、公安局、区政府以及街道派出所的同志一会就过来。”
“我们到了以后也不敢进去，因为屋里的灯光比较暗，所有的外国人都站在那里喝酒，安全局的同志到里面呆了一两分钟就出来了，告诉说外国人只是在喝酒聚会，大家在外面观察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那间店当时也没有叫酒吧，北京市直到2001年才正式发的酒吧营业执照，此前的所有酒吧都是以西餐厅、冷饮店的名义经营的。我们曾在三里屯立过酒吧街的牌子，2001年工商局的同志来检查都要盖起来，因为工商局没有批过酒吧的营业执照。”
体会最深的是三里屯派出所的一位民警，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别看这条街上的酒吧都其貌不扬的，光西欧某国总理去其中一家不起眼的酒吧就已经若干次了，每回来中国他都去那儿，逢这种情况我们都得里外忙乎。上次叙利亚副总统还去了一千零一夜酒吧，我们四五个人在外面值班。一个月下来国内的各种头头脑脑总要来个几次。那年比利时首相去‘隐蔽的树’酒吧，我们提前接到通知，里外检查，净做的是些清洁工作。”
“外国人来了，也带来他们的节日，逢上洋节，就是我们的‘难日’，全所值班。我的生日就在圣诞节，可每年一到这个时刻，都得冻在外面值班。最看不惯的是那些人：大冬天花上50多块，打车赶到三里屯，酒吧里还没有位置，只能买杯扎啤蹲在门口喝，为凑这热闹值当吗？”
“凡洋节我们都回不了家，什么11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天还是鬼节，花样是越来越多。在三里屯当警察，中国节日肯定回不了家，偏偏碰上老外的节日还不能回家。真是中国人不疼，外国人也不爱。”
“现在工作中，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公安机关担负了大量非自己职务的工作，所以变得有点不堪重负。就说去年光是整治卖花的小孩儿就是一冬天。这群卖花的孩子大多来自湖北、湖南，住北京西南六里桥附近，脖子上挂着张月票，接近傍晚的时候跑到北京东北地区的三里屯，次日凌晨才往回返。他们通常是成帮结伙，二三十人，还互相打架。平均年龄6-7岁，最小的才5岁。我们就开着车满街找，碰到了，每人充其量一手抓一个也就才两个孩子。一次去三四名警察，这帮孩子就乌泱泱成群结对玩命的跑，连车都不看，满大街地窜。抓到的孩子有老实交代的，因为家里穷，跟着家乡人跑到北京挣钱，他们每天卖花也是有限量的，如果卖不完，回去还要挨打，吃不上饭。”
他们经常遇到很多边缘性的同题，你也管不了，我也管不了。就像这帮孩子逮着后，在派出所蹲一宿，第二天还接着去卖。在三里屯打制度擦边球的现象很多，通常又没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很多时候警察就变成了一种摆设。
三里屯新天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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