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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刚
不久前，武汉市警方出台一项规定：严禁戴墨镜、鸭舌帽的可疑人员进入银行营业厅。虽然在各方指责中“严禁进入”被改为“劝止进入”，但即使是“劝止”，仍然遭到很多人的“嘲笑”。
出台这样一项规定的原由是，7月30日武汉武昌东亭二路中国农业银行拥军路分理处遭一歹徒持枪抢劫。考虑到武汉是交通要冲，四通八达，对犯罪分子的逃窜难以控制，为防止这一事件重演，并便于银行内部的监控摄像系统能清楚地捕到每一个进出银行者的面容，警方才推出这么一个让人尴尬的决定。
但随之出现的反响，就更让人尴尬。
先来看看这一规定在逻辑上的尴尬之处。
首先，戴墨镜、鸭舌帽的就一定是可疑人员吗？换句话说，那些“可疑的”预谋抢劫银行的犯罪分子就一定得戴上墨镜、鸭舌帽才开始行动吗(港台警匪片看多了吧)？道理显然说不通。那么，这一规定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就大可有疑问了。
其次，如果为了便于摄像，那么仅限制戴墨镜、鸭舌帽显然是不够的，戴草帽的、戴凉帽的、戴大檐帽的、穿立领大衣的、戴口罩的、盲人、络腮胡子、留长发的、穿棉袄围围脖的……照此类推下去，没有什么人是便于清楚摄像的，也许以后只有裸体进银行才能符合要求。只听说过大街上裸奔会影响交通，还没听说过戴墨镜、鸭舌帽会影响社会安定。
更要命的是，这样一项尴尬的规定把我们的政府推到了一个更尴尬的位置上。
因为，让人沉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在制定政策或做事时总是出于这样一种惯性思维：总是首先要求别人要怎么怎么做，而从来没有首先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如何做。这样长期禁锢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加入世界组织近一年的时间里还在大行其道。看来媒体说世贸规则对我们的冲击还没有预言那么强烈。正如限制戴墨镜、鸭舌帽进入银行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多地在自身防范上作文章：调整警力、增加摄像点、改变摄像位置等等，可以做的工作很多，但我们偏偏首先选择的是要求我们的客户——如果银行算是服务业的话，这岂不是违背了那条最基本的商业法则：永远没有顾客的错，只有服务者的不足。当然，做出这样决定的不是银行而是政府。但正因为是政府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才更让人感到失望。
因为，我们考察一个政府是否高效和得当时，应当发现的不是政府在向谁发号施令，而是它们应该向谁发号施令。我们是否想过，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狭隘的屏障的和拙劣的制裁之外，去寻求调解人类生活和社会生存应当遵循的原则。
斯多噶学派有着开明而崇高的生命观，他们检验良好统治的办法，是看它是否符合可追溯至一个更高立法者的原则。
在上帝面前，无希腊人与野蛮人之分，无富人与穷人之分，奴仆和他的主子一样善良，因为一切人皆生而自由。但在一些银行门口，你的生而自由就大大打了折扣，因为你不许戴墨镜，不许戴鸭舌帽，不许表现得“可疑”。
还有就是可怜了那些墨镜和鸭舌帽的销售商，不知他们的生意是否因此而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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