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

　　在停止了近两年之后，最近我所在的城市突然宣布重新征收自行车税(对自行车征收的车船使用税)，并且要补交去年的未纳税款。这一举措使不少市民感到惊诧。此前，多数市民都以为他们已经可以告别自行车税了。

　　自行车征税的理由不外乎两个，一是有关部门(主要是公安、交通部门)对自行车实施管理的费用，二是取得一定财政收入。这些理由现在看来都显得很牵强。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种税都具有特定的用途，但是对于自行车税这样的小税，还是应该使其大部分收入用在自行车的保护上，如提供免费的停车场所和车棚等。但是，多年的情况表明，有关部门对自行车的管理工作不能说是得力的。市民对于丢失自行车，早已是习以为常，谁家没丢过自行车反倒要成为新闻。因此可以认为，年复一年交纳自行车税，并没有起到保护自行车的作用。而去年自行车税的暂时免除，也并没有引起新的丢车高潮。至于取得财政收入，就更构不成征税的理由，因为自行车税在城市整个财政收入之中，仅仅占一个微不足道的比例，对此税务部门也明确说过多少回了。

　　在法理上，自行车税也使税务部门处于尴尬的境地。自行车税现在仍然属于使用税，也就是说只有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才能征收，即拥有并在公共道路上使用自行车。只拥有不使用，或不在公共道路上使用(如企业内部用车)，是不必纳税的。问题在于，税务机关如何确认人们是否在公共道路上使用过自行车呢？

　　200多年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公平、确实、便利、节省”的赋税四原则，一直是指导各国政府课税的原则。我认为，自行车税违反了公平、确实和节省的原则。必须说明，税务机关采取雇佣社会人员，在马路上摆摊设点的征税方式，虽然符合便利原则，但它同时却增加了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具体说明在下文)。就公平原则而言，公平意味着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应当纳税。而目前实际情况却是，全国只有6个城市的居民交纳自行车税，其他地方的居民虽然也在使用公共道路，但都不必纳税，这当然有失公平。

　　从执法情况看，每年也仅有一半左右的人交税，而且每年纳税的也几乎是同一群人，其中主要是那些有“单位”的人。就确实原则来说，“确实”的含义是纳税的数额、方式、时间应该明确，以防止纳税人遭到欺诈。自行车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根据现行《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自行车税应该是按年度课征的，每年征税一次，不能寅吃卯粮或卯吃寅粮。但是，去年这座城市在不征税之时，并没有预先说明是暂停征收还是永久取消，以致人们误以为将从此取消该税。还有就是规定每年的3月份为自行车税的纳税时间，但是今年又变了，六七月交纳都不晚。

　　问题最大的是，节省原则被严重忽略了。节省原则也就是最小征税成本的原则。征收自行车税时，雇佣大量的社会人员，在路上摆摊设点，而这些人的劳务费和其他开支肯定也要由自行车税的纳税人来负担，因此在4元正税(自行车税实行地区差别税额，为2 4元／辆，我所在的城市执行的是最高税额)之外，纳税人还必须再交纳5角的附加费，后者实际上也是一种税，因为无从避免。它居然占到正税的12%以上，无论从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征税实践看，这个比例都是相当惊人的。试想，我国纳税人现在每年总共要交纳1万亿元以上的各种税，如果每种税都加上12%的附加费，那将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最近一些税务部门的专家提出，为提高征税效率，可以采取在自行车的销售环节一次性纳税的办法。但自行车税是使用税，不使用是不能征税的，在销售环节，又如何能够预测自行车的使用年限呢？如果自行车丢失了，税款岂不是白交了吗？也有人提议，应该改使用税为财产税，这似乎是解决了在法理上税务机关面临的尴尬。但问题在于，财产税并不是对所有财产征收，只有房产和其他较为贵重的财产才能作为课税的对象，而如今在大都市，自行车早已不再被认为是什么贵重的物件了。

　　也有人建议说，自行车税虽然有限，但是对于公民纳税意识的养成却是很好的手段。这些年来，我们总是被告知，国人的纳税意识很差，需要加强。言外之意是，发达国家公民的纳税意识强。

　　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从税收的本质来说，税收是公共权力对个人的一种侵犯。理性人假设告诉我们，人们不会有积极的纳税意识，发达国家居民主动纳税，是因为他们的法律观念强，税务机关执法水平高，税法也比较完善，纳税人偷逃税得到惩罚的可能性很大，在权衡了成本和收益后，他们才选择主动纳税。因此，不能通过征收这样没有意义的小税来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关键还是要靠税务部门严格执法。

　　总之，从征税的意义和成本以及征税效果来看，自行车税都是不必要的。因此，我呼吁尽早取消自行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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