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几乎在每年的岁末年初，国家都要发出通知，明令禁止制售、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卡、券。然而，年年岁岁禁卡急，岁岁年年“卡”不住。去年末，有关部门不仅下文件，而且召开专门会议提前给各商家“打预防针”，加大了禁卡力度。那么，今年的情况又如何呢？

　　春节前夕，记者在对合肥一些大商场和大超市暗访时发现，各种购物卡、券依然明里暗里在市场上风行，通过一定渠道，各种形式的购物卡、券仍然可以买到，在商场和超市可以公开使用。为什么有的商家置国家的三令五申于不顾，“禁卡令”竟成了一纸空文了呢？这种现象值得引起关注和反思。

　　1购物卡改头换面又登场

　　去年年底，安徽省纠风办、合肥市纪检监察部门邀请合肥十几家商场的负责人召开制止滥发代币购物卡、券联席会议，再次重申严禁制售和使用代币购物卡、券。如有违规违纪者，除严厉追究直接负责人员及单位领导的党纪和政纪责任外，还要按规定对责任单位实施经济处罚。在会上，各商家都郑重表态，信誓旦旦地表示，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事，决不制作、发售各种购物卡、券。但是，说归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近日，记者暗访了合肥市几大商场和超市，发现禁卡的情况不容乐观。各种购物卡改头换面，在商场里畅通无阻。在合肥市著名的一家大商场里，记者没费多大劲便打听到奖券处有购物卡销售。一开始，奖券处的一位女办事员连说：“没有，没有，国家早就禁止销售了，你不知道吗？”于是记者对她说：“其他商场都有卖的，只不过他们限量销售，我要的数额多，所以我又到你这里来看看，财务处有人告诉我这里有卖的。”她这才消除了戒心，问记者要多少？记者说还差几千元。她便从抽屉里掏出一沓粉红色纸片，正面写有“壹百圆券”，反面盖着“赠券”字样的章。这位女办事员说：“最近风声紧，记者到处曝光，我们不敢卖。你要是诚心要，我就给你几千块钱‘赠券’，这是通过积分卡回赠顾客的，可以当卡用，查出来也不要紧。”

　　一些厅局和公司的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虽然表面上各商场很难买到购物卡了，但只要是熟人，商场照样卖给你。一个经常买卡的办事员对记者拍着胸脯说：“我只要打个电话，要多少商场都会送上门来。”果然在他的电话联系下，记者在一家大超市的团体购买部里顺利地买到了“内部提货券”。

　　记者询问了合肥市5家大商场的收银台，工作人员都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各种购物卡只要没有过期仍然可以使用。有家商场的一位摊主告诉记者，他一年的销售额中至少有10%是用各种各样的卡支付的。这位摊主说：“现在有很多改头换面的购物卡，有的叫‘会员证’，有的叫‘温馨祝福卡’，有的不标明面值，用票面上的编号代替，有的用印制的小花的个数代替。”

　　2购物卡演变成“腐败卡”

　　到底是哪些人在使用代币购物券呢？安徽省的一位人大代表对记者说了这样一番亲历：去年春节前，他到省直机关单位较集中的住宅区附近一家超市采购年货时，发现在长长的付款队伍中只有他一人用现金付款，其他的人全部掏出了购物卡。而他妻子所在的合资企业，每到年关都要买一些购物卡送给工商、税务、公安甚至市容等一些能“管”得着他们的实权部门。

　　安徽省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傲兰说，从深层次上看，购物卡的屡禁不止已经演变成一种腐败现象。分析购物卡的收受情况，一些单位买些购物卡作为福利发给职工，这种现象原来是存在的，但随着查处力度的加大在逐步减少。

　　购物卡从问世之日起，其主要收受者都是一些实权单位的小官员或办事员，他们职位不高，但掌握一些实权，办一些具体事情。企业的“生死大权”虽然不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但办事的态度、速度怎么样，就得由他们说了算。

　　“购物卡腐败”是一种较低层次的腐败方式。一位企业的办事员向记者解释为什么要送购物卡：“我们送的那些部门虽然帮不了大忙，但关键时候‘卡’你一下你也受不了。购物卡花费不多，又可以联络感情，平时‘烧烧香’，关键时候好办事。”至于为什么要收购物卡，省里某部门一位科长的一席话颇具代表性：“中国人特别讲究人情味，平时替企业办事，逢年过节他们表表心意，又何尝不可呢？况且收卡又不是收钱，一张购物卡面值也不大，一般只有100元、200元，最多不过500元，数额大了我们还不敢收。”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卫国指出，购物卡的泛滥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行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部门还掌握相当一部分配置资源的权力。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送购物卡便成了企业公关常用的手段之一。

　　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像收受购物卡之类的“小腐败”和“大腐败”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危害不可小看。收受购物卡的群体人数很多，他们从众心理强，看到别人收自己也收，去年收今年也收。久而久之，收的人习以为常，送的人也习以为常。这种“小腐败”已渗透到社会民众的层面，并造成社会心理的麻木，以致于“不花钱哪能办成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的共识。“小腐败”败坏了党风，助长了不正之风，损害了政府形象，致使某些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政风至今难以转变。

　　一位社会学家语重心长地告诫：“购物卡腐败”不容忽视。如果不加以制止，后患无穷。今天是“小腐败”，难免明天不会发展成为“大腐败”。

　　3各方机构“会诊”购物卡

　　平心而论，纪检监察部门和纠风部门治理购物卡的力度逐年在加大，去年底合肥市“禁卡”的联席会议召开之后，市纪委就抽出16名工作人员，分成4个组，对全市各大商场和超市的“禁卡”情况多次进行明察暗访，检查的严格性大大超过往年。

　　但似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刷卡机被有关部门查封后，背面贴有磁条的购物卡是不能用了，但不用刷卡机的“会员证”和“内部提货券”又出现了。购物卡真的是没治了？

　　专家指出，光靠岁末年终突击式、临时性的检查和“年年发文、层层动员”形式化的治理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理购物卡的泛滥，治理的关键是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国庆分析，当前监管主体执法不力是造成购物卡泛滥的首要原因。

　　购物卡涉及到扰乱金融秩序、不正当竞争、偷逃税等问题，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出台的很多。但金融、工商、税务部门对法律明确赋予它们的职责却采取“不作为”的态度，监管不力，有的甚至不闻不问。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印制、发售代币票，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

　　从国家禁用购物卡的决定问世至今，合肥市还没有一家责任单位因此受罚。很多单位便存在侥幸心理，“避过风头之后又卷土重来”。所以治理“腐败卡”首先还是要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各监管部门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大监管力度，不能单靠纪检监察部门一家“唱戏”，要形成治理的合力。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起对权力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治理购物卡的根本途径。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卫国指出，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步伐，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建立起对权力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本报综合报道

　　-相关链接

　　沈阳中兴违规售代币购物卡136万元2001年12月6日，沈阳市沈变中型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准备在年终表彰2001年度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遂在中兴超市用支票购买了28000元的代币卡。支票到账前，由于纪检部门开始调查代币卡问题，中兴超市停止售卡行为，沈变中型公司的支票被中兴超市退回。有关党政机关对沈变中型公司给予了通报批评，责令有关责任人作出深刻检查。

　　经查，中兴超市从2001年9月25日至12月11日期间，共售出代币购物卡136.6万元。沈阳市人防办、沈铁物资再生利用回收总公司等22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共购买代币卡41.5万元。

　　变相“代币购物”宁波查处无锡“爱思康”时值年关消费旺季，无锡“爱思康”公司在宁波联合有关饭店、商场、美容中心、旅游公司等十多家单位，又玩出“代币购物”新花样。日前，经消费者举报，宁波市纠风办、人民银行和财办三部门已对这一行为进行了查处。

　　持代币券的消费者疯狂购物。

　　《京华时报》(2002年2月10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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