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孔屏

　　浙江温州地区平阳县的居民余笃定原来很少和银行打交道，但自从去年10月3日他的储蓄卡丢失被人盗取后，不但与银行的接触多了起来，近日还准备与银行对簿公堂。“我这是被逼无奈，没想到银行这么不讲理。”余笃定忿忿地说。

　　2000年12月，余笃定在建设银行温州中心分行(简称温州建行)办了一张龙卡。2001年10月3日下午4时许，余笃定的龙卡及装有其密码的信封被盗，他立即向温州市建行办理了挂失手续，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余笃定说，他从发现龙卡被盗到去银行挂失，前后只有半个小时，但就在这短短的30分钟，他储蓄卡上的存款就被人从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市分行两个营业部的ATM自动柜员机上取走了22笔，总计4.2万元。看到自己卡上突然少了这么多钱，余最初的反应是不信，后来他从银行得到证实，卡内的钱确实被人提走了。对此，余笃定百思不得其解。他记得建行在发行龙卡时，其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在ATM机上每天累计取款金额不能超过5000元。银行营业部的机器上也有这样的提示。难道银行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为此，他多次找温州市建行和农行反映情况，要求他们承担自己5000元以外的损失，但两家银行均以“自己没有过错，是对方的失误”为由拒绝了。余笃定忍无可忍，一纸诉状将中国建设银行温州中心分行告上法庭，同时，把中国农业银行温州中心分行(简称温州农行)作为第三人追加进去。

　　余笃定在诉状中称，自己没有妥善保管龙卡密码信封存在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损失。但是如果被告严格遵守《建行龙卡章程》的规定，遵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银行卡管理办法》第36条即“发卡银行应当对持卡人在自动柜员机取款设定交易上限，每卡每日累计不得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条款，通过主机对ATM终端设置取款限度的话，最大损失也无非5000元。余笃定认为，温州建行作为发卡行，为了保护储户的资金安全，应该依照有关规定在其可以控制的主机上设置取款限额。但被告却因为内部管理制度混乱，在技术上可以操作的情况下，没有设置ATM的取款限额，导致他的损失扩大，被告应该依法承担其赔偿责任。

　　而温州建行对余笃定的说法持否定态度。该行的一位处长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事是由于储户对龙卡保管不善造成的，他不应该把龙卡和密码放在同一个信封里，这样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了。”他强调此事与建行的管理无关，是电脑设计的问题。他们的主机是与温州农行的ATM机相联的，由于农行在安装时没有加入控制取款金额的程序，致使余笃定的损失扩大。

　　但是温州农行技术科的总工程师说，农行不应该承担责任。虽然建行的主机与农行的ATM机相联，但是有关数据资料是通过建行的主机获得的。农行的ATM机是终端设备，限制取款额取决于发卡行的主机有无设控。比如，农行主机现有设控，所以持有农行储蓄卡的人在农行的ATM机上当日只能取5000元，并且在其他银行的机器上也是这样。

　　原告的律师王皓指出了温州建行在管理制度中的漏洞。王皓分析，农行安装的ATM自动柜员机是终端设备，它只能对自身设置取款限额，不能实现联机控制。发卡行只要通过自己的主机设控就可以了，不存在技术上的难度。《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办银行卡业务应当具备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安全、高效的计算机处理系统。但是原告卡内存款被超额提取，说明被告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计算机处理系统也有缺陷。另外，他认为被告违反了《合同法》。因为龙卡章程以及ATM机上的标注均可视作合同的组成部分，是被告的承诺，他有遵守合同的义务。据悉，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已立案，近期将开庭审理此案。

　　到底谁该承担主要责任？“发卡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民法博士邹海林脱口而出。他指出，发卡方制定的规则限制持卡人，就应该确保这种限制要求。发卡方不仅要限制持卡人的取款金额，也有保护持卡人资金安全的义务，这样才能把持卡人的风险降到最低。从此事来看，银行没有尽到照顾储户的义务，顾客的风险没有被限制在银行承诺的范围内。他强调，银行与银行之间制度衔接的漏洞也是造成余笃定资金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发卡银行应该健全制度，采取措施，保障持卡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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