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编辑部收到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先生的一封来信，他反映了“机场高价”问题。随即，记者对信中所提到的咖啡厅进行了采访，同时与茅先生取得了联系。

　　北京青年报编辑部：

　　2001年7月27日下午2时我和远景东方影视传播公司的三位工作人员一起到首都机场国 内出发大厅进大门的二楼咖啡厅喝咖啡。我们四个人一共要了四杯咖啡和三个三明治。结账时要我们付480多元。原来咖啡要88元一杯。经过我们提出抗议，最后降为38元，一共付了230多元了事。

　　这是一间极普通的咖啡厅，设备一般，座位比较拥挤，环境相当嘈杂，属于机场大排档层次，是为过往旅客服务的地方。在这里喝咖啡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享受，只是等待起飞，消磨时间。可是它的收费标准却超过首都五星级宾馆两倍以上。它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地处机场，顾客来去匆匆，即使严重犯规，也不会被人揪住不放。他们做的是一锤子买卖。

　　如果发现一家犯规商店，就立刻给它挂上一个“信不过”的牌子，他们就再也不敢这样做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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