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华尔街到底代表一种需要重建、保护的重要国家资产，还是一种威胁美国繁荣、必须得到监管的风险。这样的困惑也反映在金融改革法案之中。”

　　《财经》特派记者 刘波\发自纽约

　　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美国金融改革大幕拉起、华尔街面临颠覆性转变的重要时刻，《财经》特派记者组在纽约专访了索罗斯。

　　他的办公室隐身于华尔街之外约8公里、曼哈顿第57街888号一幢普通写字楼中，窗外半个曼哈顿尽收眼底。最近十多年来，这里一直是索罗斯旗下机构的神经中枢。距此三个街区即是纽约中央公园大道，临街景观公寓聚居着全球最有实力的老钱(OLD MONEY)和新钱(NEW MONEY)，每遇重大危机，难免物是人非。

　　2010年8月24日采访当天，秋雨淋漓，哈德逊河烟笼雾锁，街上人流纵横，行色匆匆。经济坏消息亦不断传来：7月全美房屋销售量达到1968年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导致股市下挫；即将公布的8月失业数字预测悲观，GDP增长率也可能低于预期。美国的天空依然黯淡，金融危机仍未释放出它的全部破坏力。

　　很少有人像乔治·索罗斯那样，既收获如此多的赞誉，又遭遇如此多的憎恨。

　　从一文不名的匈牙利移民到富可敌国的金融巨头，索罗斯是“美国梦”的象征，是业界景仰的投资大师，因多次准确判断经济大势而享有预言者的美名，没有哪个金融决策者会忽视他的见解。而在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以及曾败于他手下的人眼中，他是“西方阴谋”的化身，一些中国媒体习惯性地称他为“金融大鳄”，而这一切指责只是更增强了笼罩在他头顶的神秘光环。

　　作为对冲基金经理，索罗斯因1992年狙击英镑暴得大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达到声名与争议的顶点，之后有多次失手经历。从十年前起，他不再接受别人的投资委托，旗下“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仅管理自己家族的资产。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风雨飘摇中，许多管理更大规模资产的投资机构烟消云散，但索罗斯家族的基金公司却得以生存且表现不俗。

　　熟悉索罗斯的华尔街人士称，最近十年来他的投资谨严有度，对于那些连金融界人士都无法准确理解的过于“性感”的金融衍生产品，他敬而远之。他多次公开批评信用违约掉期(CDS)等衍生工具，称其为制造金融混乱的罪魁祸首。

　　时间证明，如此谨慎态度至少避免了最大的风险，并更容易适应金融监管潮流的新转变。今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下称《多德-弗兰克法案》)，揭开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变局。而在此之前，索罗斯就在其著述及演讲中不断呼吁，不可忽视金融监管改革的紧迫性，要求像对待股票一样，对衍生工具的发行与交易予以严格监管。

　　耄耋之年的索罗斯，已将基金公司日常管理交付儿子和职业经理们，他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主席，但越来越喜欢以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面孔示人。他在新书《金融市场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中写道，我们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具有自“大萧条”以来绝无仅有的特性。

　　他像某些左派人士一样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几百年来支撑经济学理论的市场自动调整假设发出质疑。他称金融市场有催生泡沫的倾向，本次华尔街危机，实由始自1980年的一个“超级大泡沫”促成，因此必须加强监管。

　　但政府干预论的热烈拥护者，亦不必因此将索罗斯引为同道。他认为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只是在市场崩溃的情况下，政府成为提供信心的惟一来源，即便是反应迟缓、充满官僚色彩的监管者，也必须负起责任，避免市场再次崩溃。

　　展望未来，索罗斯并不悲观，但也未能指出一条明确的、令人信服的出路。相反，他在采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少于他看清的问题。刚度过80岁生日的他精神尚好，但行动变得迟缓，听力开始衰退，语调也显低沉。

　　这位毕生浸淫金融界、外人眼中呼风唤雨的“魔术师”，不时流露出一些困惑与迷茫。他说，当前经济学所需要的，不是固定的规则，而是创造性的思维。他的见解也许并非及时起效的灵丹妙药，但值得思索和倾听。

　　揭开新一章

　　此次金融危机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让银行崩溃，以致人们未意识到当前形势与那时多么相像

　　《财经》：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等历次经济危机相比，本次危机最大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索罗斯：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在“大萧条”期间，银行系统崩溃了，而在2008年危机期间，人们并没有允许银行系统发生那么大规模的崩溃。银行的继续运行造成了一种假象，人们没有意识到当前的形势和20世纪30年代多么相像。另一个巨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崛起。可以说上，中国基本未受本次危机的影响，而且取代了美国消费者，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但相比而言，这仍是一台较小的发动机，所以目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势头并不是很好。

　　《财经》：本次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两年，如何评价这两年间的变化？

　　索罗斯：在危机过程中，政府提供的信贷取代了金融机构的信贷。相应的结果是，政府信贷本身也遇到了问题，这就造成了另一轮危机，即主权债务的信誉跌落。欧元区发生了危机，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开始承受“财政整顿(Fiscal Consolidation)”的压力，这将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因为政府无法继续原先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将揭开危机的另一章。

　　《财经》：欧洲如此，美国的情况如何呢？

　　索罗斯：美国也一样。政府实施财政刺激的能力大大削弱了。美联储试图以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但这能否起效很成疑问。即使在美联储内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也遭遇了一定的反对。当然，人们已经认定，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这是必须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认为经济形势仍在恶化，但货币政策将无法起到很大的刺激经济的作用。就像凯恩斯说的，“你不能推一根绳子”(You can’t push on a string)，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试图“推绳子”：以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也许很容易，但以宽松货币政策来化解一场严重的危机，就并不容易。

　　我们现在远没有达到平衡局面；不经历崩溃，就无法恢复平衡。我们试图避免经济崩溃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向经济体注入更多货币只会强化金融失衡。

　　《财经》：目前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恢复，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如何解释这一反差？

　　索罗斯：这说明金融崩溃给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使其陷于瘫痪，而在金融系统得到拯救之后，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都有所反弹。但这只是一时反弹，新一轮问题开始浮现，因为金融失衡并没有得到纠正。

　　调整将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种失衡局面是过去20多年里逐渐形成的，是一个“超级大泡沫”(super bubble)，从1980年到2008年，有28年之久。金融系统存在过度的杠杆化，房地产业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失衡不可能在短短两年里化解。

　　监管者更不完美

　　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

　　《财经》：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救市行动，两年后回顾，这一行动有何值得检讨之处？

　　索罗斯：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没有得到充分检讨，仍然存在许多困惑。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更不用说解决了。美国目前的金融改革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刚刚通过的法案没有解决多少问题。

　　新法案赋予美联储监管权，但我们不清楚，美联储将如何行使这些权力。美联储犯过很多错误，现在它也没有把经济形势完全弄明白。另一方面，那些在危机中存活下来的银行，现在居于很有利的地位，利润甚佳，他们毫不迟疑地利用自身实力维护这一地位。它们对立法者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还没弄明白，华尔街到底代表一种需要重建、保护的重要国家资产，还是一种威胁美国繁荣的、必须得到监管的风险。这样的困惑也反映在了金融改革法案之中。

　　《财经》：你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根本谬误”，指的是什么？

　　索罗斯：现在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着固有的问题。我在英国创办“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经济学试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必须面对种种自然科学所不需面对的不确定问题，从而受到人类理解力不完美的限制。

　　《财经》：你支持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但对美联储获得的新权力持怀疑态度，这是为什么？

　　索罗斯：我曾强调市场的不完美性，但我也说过，监管者比市场更不完美。监管者为何不完美？因为他们是官僚，他们总是比市场反应慢，而且极易受到政治影响。我觉得，在美国正在重塑监管体制的当下，我需要更多强调后一方面，因为金融监管立法是一个政治议程，是政治势力在左右这个议程，而不是出于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正确理解。

　　监管者的不完美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在监管修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争斗，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例如，欧洲大陆国家的银行采取混业模式，它们绝不会赞同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分离。

　　《财经》：中国的央行负责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不直接监管银行，现在美联储被赋予监管职权，你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吗？

　　索罗斯：我只能说我们别无选择，但这也是一步险棋。因为美联储的传统职责是保护银行，他们还有保护消费者的权力，不过从未使用过这一权力，因为这会和银行利益发生抵触。因此，有很大的呼声要求另外建立一个政府机构，以保护消费者。事实上，金融改革法案创立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这是该法案比较好的内容。但是，该机构并不独立于美联储，而是从属于其下。这样的机制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新法案、老困惑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财经》：“大萧条”之后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被严格分开，但后来该法被逐步弱化，并在1999年废除，结果十年后危机爆发。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由此提出新的金融监管规则，你对此是否赞同？

　　索罗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支持“沃尔克规则”，因为历史表明，在危机期间，央行将不会容许银行的倒闭造成金融系统崩溃。所以，美联储其实是向银行提供了默认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就必须负起职责，监管金融机构，确保这样的担保不会真正付诸实施。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让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赌博，却享受公众给予它们的担保。如何实施这个基本原则，让金融系统更加稳固，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最近理论界一个有趣的新突破是，研究者发现，金融系统和许多自然系统存在着相似之处，正在将自然理论应用到金融市场中，使其变得更加坚韧。

　　《财经》：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完全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索罗斯：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很多缺陷，不应该恢复。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但不应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建立的是一种分裂的银行体系，每个州都有独立的银行系统。有的州是完全的农业州，银行给予农民很多贷款，如果发生旱灾，农民无法偿债，可能导致银行倒闭。这不好，应该适当分散风险。

　　《财经》：你不主张回到70多年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认为新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力度不够，更好的改革建议是什么？

　　索罗斯：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在这件事上，必须由专家非常谨慎小心地制定出合理的方案。

　　《财经》：新的金融监管法案似乎并未妥善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应该将一些庞大的金融机构肢解吗？

　　索罗斯：这样做也许是有利的、必要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市场体系的内部连接有多么紧密，我们不能只看到点，还应看到各点之间的联系。系统理论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告诉我们如何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美国的金融系统变得非常集中化，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的银行业曾是一个极为分散化的行业，有成千上万家银行，现在，四家银行占据了全行业总业务的80%。但这种集中化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结果。为应对金融机构的倒闭，监管者做出的选择是，将它们合并成更大的机构，这种集中化本身是市场不稳定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监管与效率两难

　　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要求，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

　　《财经》：从根本上说，是否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来规避风险，而不是让监管者替它们避险？

　　索罗斯：这是西方监管者犯下的主要错误之一。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足够聪明，让其自发预防风险即可，不需干预。但这是对系统风险的忽视：整个系统面临的风险与系统中单个参与者所要规避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

　　《财经》：如果市场和监管者都不完美，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是什么？

　　索罗斯：我们仍然需要监管，因为市场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我们不能指望个体参与者维持它的稳定，因为个体参与者追求的是自己的好处。我管理对冲基金时，看到泡沫反而会买入，而这会使泡沫扩大。但我的买入决定是理性的。导致市场整体泡沫的原因不是所谓“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而是市场参与者追求利润的理性决定。这就意味着，市场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单个个体的理性决定叠加在一起，产生了破坏性的结果。

　　《财经》：新的监管会不会牺牲金融市场的效率？

　　索罗斯：理论上是这样，但就当前现实而言，银行仍然需要重建资产负债表，美联储也明白这一点。监管者现在并没有过度惩罚银行，但随着时间推移，会有越来越强的政治压力，要求银行承担更多责任，补偿它们造成的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会牺牲一定的效率，因为达到监管的要求，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这是为维护稳定必须支付的代价。如果银行系统不稳定，对其放任自流，结果会是大崩溃。

　　也许不增强监管能促进效率。毒药也是一种有效的东西，但毕竟是毒药，如果不想中毒，你就必须降低毒药的效率。如果高效的市场会导致崩溃，那还是市场效率稍低点为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是这么做的。

　　《财经》：相对于美国的监管困境及改革，你如何评价中国的金融监管？

　　索罗斯：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可以排入全世界最清醒、最聪明、最具活力的监管者之列。当然，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监管较重，没有经历大规模的“去监管化”过程，所以中国监管者面临的任务要简单一些。但毕竟，中国监管者对银行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已经预见到经济刺激可能导致的银行坏账，因此现在就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这是一种很有远见的政策。

　　勿放任金融创新

　　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仍应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是，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

　　《财经》：华尔街曾给美国带来巨大繁荣，在危机中也备受责难。在本轮监管改革之后，华尔街的未来将如何？

　　索罗斯：我希望华尔街在上一轮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从事的那些活动，不要全部都恢复。举例来说，债务的证券化也许有一定的存在理由，但发展得太过度了。我希望让华尔街不要恢复到当年的盛况。

　　我希望华尔街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存在下去。但在危机之前，华尔街的利润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40%，这是过度繁荣，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再发生。但是，如果监管机制没有得到合理的构建，危机还会发生。20世纪爆发过危机，21世纪爆发了危机，22世纪也会有危机。

　　《财经》：危机之后，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消失或衰落，怎么看待金融创新的未来？

　　索罗斯：金融创新也许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活动，也许是有害的。事实证明很多创新是有害的。监管者的职责就是研究所有金融创新的影响。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某种金融创新，就不应为这种创新开绿灯，这样，创新的范围和规模就会得到限制。

　　过去几年里，许多金融创新超越了监管者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们放弃了监管。不能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一直表示，信用违约掉期(CDS)就像一种有毒的药物，只有经医生开处方才可服用，否则不可尝试。

　　《财经》：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比如在中国，金融创新似乎仍需鼓励？

　　索罗斯：没错。西方走得过头了，但中国发展得仍不够。中国可以从西方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但中国仍应该允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适度创新。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以扩大消费，印度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