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八届亚欧峰会，演变为中欧之间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交锋的战场

　　《财经》特派记者 李航\发自布鲁塞尔

　　过去的七届亚欧峰会(ASEM)，大多在参会各方的外交辞令与美好祝愿当中平静度过，而10月4日－7日在欧盟心脏——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八届峰会，却演变为中欧之间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交锋的战场。

　　施压人民币

　　本次峰会给见证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场景，也许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埃格蒙宫欧洲厅出席中欧工商峰会时，撇开手中的讲稿，面对数百名中欧企业界代表的激情发言。

　　温家宝说：“最近欧元汇率波动很大，但不是人民币带来的，而是美元造成的，怎么能把这个账算到中国头上？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结构性问题，不要把它政治化。”他呼吁欧洲各国领导人和工商界不要加入对华施压的行列，客观公正地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

　　最终，这是一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的争论，欧盟官员仍坚持他们的立场。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负责对华贸易政策的官员菲利普·德拉特(Filip Deraedt)10月5日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强调：“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自从中国人民银行今年6月19日宣布实施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以来，人民币对欧元并没有升值，反而从8.2元人民币兑换1欧元，贬值到了9.2元人民币兑换1欧元……”

　　这样的数字变化，似乎可以成为欧盟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不错的理由。倘若再考虑到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情况下，美国依然以升值低于预期的借口，对中国施压，两相对比，目前为止复苏乏力的欧洲，没有理由不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大大方方地摆到桌面上来谈。

　　“人民币汇率继续改革，我们可以给中国更多在IMF中的份额。”欧盟甚至在峰会前夕开出吸引人的条件，力促中国改变汇率政策。

　　在去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上，与会各国同意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至少提高5%。然而，目前美国在IMF中的份额为19%，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份额接近24%，由于IMF重大事务的决策实行一票否决制，因此中国等国份额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以汇率让步换取IMF份额未必可行，何况IMF份额改革已有国际共识，且是对金融危机爆发后各新兴市场国家实力增强的反映，也不须与人民币汇率问题挂钩。

　　本次峰会举行的前一天，温家宝修改原定计划，从布鲁塞尔专程飞往德国，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短暂会晤，并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基于中德之间的经济利益，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会否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出与欧盟不一致的声音？

　　德国是欧洲目前经济复苏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主要得益于其出口业的良好表现，而中国则对德国的强劲出口立下大功。截至2010年上半年，德国对中国出口额达到250亿欧元，占欧盟对华出口总额的47%，在欧盟各国中位居第一。

　　然而，默克尔在参加亚欧峰会时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含蓄地表示，“汇率应该是现实的”，这暗示着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没有偏离欧盟的基本阵线。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对《财经》记者分析认为，德国主要向中国出口机械等产品，因而不需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是，鉴于德国在欧盟中的主角地位，为了支持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复苏，德国不得不发出声音，对中国施压。

　　汇率之辩

　　目前为止，美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嗓门最高，但同样深受巨额贸易赤字困扰的欧洲，也希望通过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继续改革，实现中欧贸易平衡。

　　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认为，中国在过去两年全球经济艰难时期通过保持人民币低汇率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例如巴西的雷亚尔)大幅升值，美元对欧元始终疲软，因此认为欧元区是吃了中国贸易政策的亏。

　　但也有人怀疑人民币升值能否真正解决欧美的经济问题。菲利普·德拉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即使人民币升值，中欧贸易也很难实现平衡。”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欧洲对华出口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限制。另外，中国未来将向服务导向型经济转型，国内消费将扮演更大的拉动国内经济的作用，这对欧洲来说则意味着，实现其减少债务与赤字目标的道路将更加漫长。

　　刚刚参加完中欧工商峰会的比利时中国商会主席伯纳德·德维特(Bernard Dewit)对《财经》记者说，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欧洲的储蓄率低等，而不能将其原因简单化。他认为，欧洲极力推动人民币升值，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对贸易逆差的不满。一些学者强调，弱势欧元将促进对华出口，至少有助于化解某些欧盟国家对于主权债务危机的焦虑。

　　针对欧洲政要与企业界人士的呼吁，温家宝指出，人民币过快升值将给世界带来灾难。而德维特对《财经》记者强调，在欧洲各国官员看来，欧洲并不是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正如欧洲经济事务专员奥利·雷恩所强调的，人民币升值将使得欧洲经济更强大，因为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人民币升值也提高中国人的购买力，符合中国利益，中国长期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将主要依赖国内需求和消费的强化。”

　　急需的结构改革

　　也有许多欧洲人逐渐明白，人民币汇率问题不过是欧洲经济复苏乏力、中欧贸易失衡的表象之一，而深层原因则是欧洲的结构性问题。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解决不了欧洲的结构性问题，无法彻底改变欧洲贸易逆差的现状。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邓肯·弗里曼(Ducan Freeman)教授对《财经》记者说，欧洲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德国与南欧之间的差距很大。他认为德国必须把重点放在促进国内消费而不是提高出口的竞争力上，而南欧各经济体必须减少债务和赤字，增加经济竞争力。

　　一位不愿具名的德国驻布鲁塞尔资深记者告诉《财经》记者，在他看来，欧洲的结构性问题是大多数成员国的人口老龄化，一些国家缺乏竞争力，例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养老金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缺乏改革，大多成员国的公共债务正在上升。这些问题都不可能依靠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长期性的改造与重组。

　　除此之外，德维特对《财经》记者说，目前，欧洲银行仍然严重依赖欧洲央行融资及政府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易受到主权债务的影响。鉴于这些都是跨国层面的问题，欧盟应该起到关键作用，指导协调必需的改革。

　　他引用IMF的观点认为，根据“欧洲稳定机制”所提供的援助应优先考虑那些数量有限、具有跨国界影响的战略目标。例如，大多数地中海沿岸的经济体需要解决劳动力市场分裂、工资不够灵活、技能不匹配等问题，促进教育制度改善，以及资本深化与创新，另外还应推进破产程序的改革，以帮助企业增加营业额和就业岗位。

　　他认为，对于欧洲所有经济体而言，在单一市场计划下，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将加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就业效果。

　　“欧洲最根本的结构问题是缺乏创新、创业的动力，缺乏美国经济的活力。”陈志武对《财经》记者解读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欧盟国家的福利优越性远远超出美国，负面效应则是导致在希腊等南欧国家，民众缺乏奋斗创新的动力。因此，一旦在新一轮全球化的带动下，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等国转移之后，这些国家找不到新的创造就业的源泉，从而导致结构性问题越来越多，并使政府负债不断，加剧主权债务危机风险。

　　“这些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萎缩，必然使这些国家的就业形势变得越来越糟。在这种情况下，转移国内问题注意力的办法之一就是把矛头指向别国，比如人民币汇率。而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从改革高福利的制度开始。”陈志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