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由“量变”走向“质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比较研究所副所长  张海冰

　　楔子

　　2009年世界经济最显著的成就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确立了G20作为协调全球经济议题的首要平台，标志着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由“量变”走向“质变”。

　　金融危机——推动G20亮相世界舞台

　　G20创立之初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机制，旨在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经济议题进行讨论，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相比于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部长会议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要小得多，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高度关注。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迅速波及全球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G20的命运也随之出现转折。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统提出倡议，获得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支持，2008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领导人峰会首次在美国华盛顿举行。G20机制打破了长期以来由G8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经济事务的不平等格局，实质性地推动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为主体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

　　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催化剂，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面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也受到挑战。

　　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利用目前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纳入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和制度框架中，这样既可以分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又能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为了避免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另起炉灶，2005年英国主办G8峰会首次邀请了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南非参与讨论。此后历届G8峰会也开始邀请发展五国与会，G8+5的机制逐步确立。但是，G8+5机制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发达国家做主，发展中国家听命的旧格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西方传统经济力量将既有的G20机制升格。与G8+5对话机制相比，G20体现了更多的公平性和更广泛的代表性，反映了当今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客观趋势，合法性也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G20机制化——成为伸张正义的平台

　　G20机制化对于中国而言，是实现真正平等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加速了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外围走向中心的进程。过去，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接受者，G20则首次赋予了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的平等机遇。

　　第一，G20机制实质性地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内的影响力，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面影响力的大国。长期以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一直坚持倡导并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但是始终处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外围。虽然，有一段时期内国内国际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加入G8富人俱乐部，但是这一选择有违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根本利益。G20机制则不同，不仅成员身份多元化，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相对平衡，是一个能够真正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G20三次领导人峰会，中国始终坚持捍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和援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可以说，G20给了中国一个替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的平台。

　　第二，G20机制也为中国长期、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营造有利国际环境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作为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的经济大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关注与日俱增，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不断增加。G20为中国提供了从国际体制内部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现实可能性。作为G20的重要成员之一，中国可以从内部影响并引导G20的运作机制，从议题设定、议程推进、政策制定和具体落实等各个环节的参与中维护中国的利益。G20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分配和承担国际责任的机会，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未来发展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比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减排承诺、平衡增长、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自身的合法和合理利益。同时，面对近年来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负面评论和歪曲报道，G20也是一个客观、全面地展示和传递中国正面形象的渠道。可以说，G20也给了中国一个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平台。

　　但是，G20机制在带来切实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最为关键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身份转变后，其能力是否能够匹配这种身份的变化。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意味着中国不仅要提供更多的物质上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且还要提供制度上的国际公共产品，比如人力的直接参与，相关提案、议案或报告的草拟，具体政策建议和实施方案的提供等。可以说，中国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参与将不再停留在相对宏观的批评、建议等层面，而是要直接参与到从议程设定、制度建立、决策方案等更加细化和具体的层面。这些，对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将是一次重大考验。

　　展望G2——重行动提高有效治理

　　在应对金融危机上，G20的表现非常突出，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目前世界经济也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企稳回升的积极迹象。那么，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好转，G20是否还拥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其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答案取决于现在的行动。

　　首先，G20峰会的定期化。G20匹兹堡峰会决定，下两次领导人峰会将于2010年6月和11月分别在加拿大和韩国举行，2011年将在法国举行，各方期望G20峰会今后每年举行一次。因此，有必要在2010年两次峰会中确立G20的会晤机制，这不仅有利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协调与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整体稳定发展。

　　其次，G20机制的效率。G20峰会的与会方除了G20成员的领导人外，还包括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东盟、非盟等全球性或地区性组织的领导人代表。根据前三次峰会的情况看，还有个别非G20成员的国家领导人也应邀出席。因此，G20虽然实现了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但是议事和决策的效率却值得改进。如何提高G20机制的效率将是G20机制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G20成员复杂多元，利益协调难度较大，这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因此，G20机制内部的有效治理也有待提高。

　　最后，G20议题的发展。随着金融危机的消退，G20在议题上应该朝着更加广泛的经济议题方向发展，并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有所反映。绿色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G20可以在发展新能源和环保产业方面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比如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此外，对于全球经济的全面、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切实推进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

　　无论如何，对于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经济未来，G20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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