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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军 发自哥本哈根
和东道国丹麦不一样,中国没有“气候变化部”。不过,解振华扮演的实际上就是气候变化部长的角色。
作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负责气候变化事务。一直要到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最后两天,即12月17日-18日,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进行磋商时,温家宝总理才会赶来参加。
解振华:置身气候外交最前沿
因此,在此之前,身为正部长级官员的解振华,就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最高领导者,或者说气候变化外交战场的“前线指挥官”。
当地时间12月7日下午16时许,解振华快步走进中国代表团设在哥本哈根峰会会场的新闻发布室。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开幕的第一天,一群中国记者早已在等候。
“都是咱们的媒体吧?”
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由于气候变化谈判和中国角色极受国际社会关注,解振华经常需要和中外媒体打交道。此次哥本哈根峰会期间,中国代表团专门组建了一个新闻小组,代表团的多场记者会都将对外国记者开放。但代表团第一场记者会只对中国媒体开放,这大概也可以让解振华始终紧绷的神经稍许放松一下。
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我稍微来晚了一点,刚才和欧盟的代表在磋商。”
哥本哈根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解振华与欧盟代表进行的磋商,其实是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哥本哈根峰会之前,中国政府首次提出碳强度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40%-45%。东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一位博士生说,她的很多同学都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迈进了一大步,但也希望中国走得更远。
“刚才欧盟主席国找我谈。欧盟提出中国应该做得更好。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算了一下,美国到2020年应该(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多,17%的减排量远远不够。但美国人跟他们提,如果要让我们美国人做得更多,中国必须在现在基础上做得更多”,解振华透露。
对于谈判对手这类要求,解振华已经可以熟练应付。他会引经据典,重申《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他还会用具体数字来说明,对方的要求是“不合理、不切实和不科学的”。
“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人均GDP三千多美金,还有一亿五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美国的人均GDP四万多美金,已经完成工业化,而且温室气体排放还在增长。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已经做了最大努力”,解振华强调。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解振华及其同事坚守着很多原则,不愿退让。
例如,中国和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提出2020年之前温室气体减缓行动的目标后,有人提出这种行动应该满足“三可”的要求,即可报告、可监测、可核实,换句话说,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而谢振华多次强调,发展中国家自主采取的温室气体减缓行动不接受“三可”或变相“三可”的要求;只有发展中国家得到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资金和技术支持后采取的行动,才接受“三可”,而且发达国家提供的支持本身也需要接受“三可”。
当年担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一职时,解振华经常需要应对各种突发的环境污染事件。2005年底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之后,他被免除了局长职务。很多人至今还替他抱不平,认为这一事件其实并非解振华所应负责。
如今,气候外交的战场上也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而60岁的解振华在环境战线摸爬滚打多年,已经积累丰富的“斗争”经验,会和同事们想出各种“计策”。
自2007年12月巴厘岛行动计划通过以来,各国谈判代表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就最终可能形成的谈判文本唇枪舌战。
但包括东道国丹麦在内,有的国家秘密起草了新的谈判文本,甚至准备在此次谈判期间突然抛出,而不管发展中国家的多项权益是否得到彰显。而关于中国与印度、南非和巴西,即“金砖四国”(BRICs)前些日子在北京秘密磋商一个谈判文本的消息,这两天也在部分国际环保组织人士和媒体记者之间流传。有人甚至担心,中国牵头起草此谈判文本可能是另有所图。
在记者提及多个谈判文本的情况后,解振华并不讳言这一话题。
“在今天的会上,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发展中国家集团不希望、也反对在这个谈判过程中进行其他谈判。这一点中国政府是支持的。其他谈判应该说不能考虑。如果大家在进行谈判,你又拿出一个新的案文,实际上那个谈判等于没有作用。”
他话锋一转:“金砖四国和(代表1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也拿出了一个案文。与其让别人提出一个东西——而且别人已经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出一个相应的东西?我们还是坚持按原来的方案来谈判,但一旦(有人)提出新的东西,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有一个备手。这也是我们金砖四国和发展中国家为哥本哈根会议要取得积极成果所做出的贡献。”
这场记者会持续了大约半小时。由于紧接着要分别与东道国丹麦以及《公约》秘书处进行磋商,解振华匆匆离去。
此文来源于胡舒立·我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