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驻IMF执行董事葛华勇表示，那就是“坚持持续改革的原则，实现各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坚持广泛参与的原则，实现各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制定中权利的平等”。

　　但由于IMF的份额改革尚需一些国家国会的批准，2008年的改革结果尚未付诸实施，新的份额改革更是长途漫漫。IMF的合法性，在短期内依然是一个问题。

　　双重标准是“不公正的”

　　但对于IMF，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抱怨，还不仅仅是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足的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中，IMF虽向一些国家伸出了援手，但也制定了相当苛刻的条件，比如必须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进行更自由化的市场管理---这些条件，造成许多国家不得不削减医疗和教育开支，加剧了民生的苦痛，带来长期的后遗症。

　　在这次危机中，IMF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错误，开始予以纠正。比如，在最近给予墨西哥470亿美元救援资金和给予波兰205亿美元救援资金的问题上，IMF未设置任何先决条件。

　　这种转变，一个原因是美国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幻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一改以往鼓吹自由市场的立场，转而干预市场，比如，“国有化”房利美、房地美、AIG等金融巨头，并多次向银行巨擘输血。这种改弦更张，也使其失去了鼓吹自由市场的道德勇气。

　　另一个原因，IMF也认识到，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标准，确实是不公正的。危机爆发于发达国家，所以，卡恩强调，也必须加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

　　IMF正经历着成立60余年来最深刻的变革。按照惯例，世行行长一直由美国人出任，IMF总裁则是欧洲人的“领地”。但卡恩表示，如果有一天IMF和世行领导人来自发展中国家，“有何不可？”

　　“我认为那是‘旧世界’，而现在是‘新世界’了。”他说。

　　事实上，作为一个积极举动，在佐利克出任世行行长后，任命林毅夫担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前可能是无法想象的。出身工会领袖的巴西总统卢拉就说，在过去20年中，他历次抗议大多要求“IMF滚出去”，但“现在，(我的)财政部长说，我们将借钱给IMF”。

　　赞许中国的“审慎”财政政策

　　其实不仅仅是巴西借钱给IMF，在新兴经济体中，IMF更寄希望于拥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在伦敦20国集团峰会上，英国首相布朗披露，中国将向IMF增资400亿美元。不过，对于这个结果，中国官方一直低调以对。

　　卡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中国的当前政策不吝赞美。他说，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举措规模庞大，并针对基础设施和民生支出，为世界经济起到了示范作用，他本人也因此“深受鼓舞”。

　　在卡恩看来，中国政府这些积极措施的回报也将会是双倍的：“首先，在目前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这些措施将促进经济增长；其次，它们还会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他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当前全球性危机面前更有回旋余地，就在于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采取负责任和审慎的财政政策。“由于政府仍有能力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可以说，中国人民正在享受政府此前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好处。”

　　卡恩告诉本刊记者，IMF欢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且这也是“合法的”。

　　对于中国表态可购买IMF债券，卡恩表示积极欢迎：“我们期待继续就此问题的可能性(和中方)进行探讨，并希望加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

　　按照目前的出资比例，日本、欧盟都承诺将向IMF出资1000亿美元，美国也承诺同样数目。IMF一些官员希望中国也能达到类似数目，但最终结果如何，还有待双方的进一步磋商。

　　IMF可能也会有“安理会”

　　IMF改革还在继续。按照规划，它和金融稳定委员会一起，将担负起监管全球金融体系的重任，以后大到各国金融政策、国际协调，小到公司高管年薪以及银行资本准备金率，可能都有IMF的痕迹。

　　IMF如果成为金融世界的“联合国”，它也会有一个类似安理会的执法机构吗？卡恩很希望有。他说，对于一些不合格的国家，IMF必须有“点名和羞辱”的权力。

　　但对于这一点，许多国家都存有顾虑，因为执法能力掌握不好，很可能成为大国斗争的工具。

　　在卡恩看来，这种执法权其实可以“退而求其次”，比如，通过“讲真话的力量”来达到相关效果。具体形式如下：由20国集团发布相关公告，由IMF负责敦促实施，以20国集团的威望来促使一些国家实行必要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调整，IMF的改革更牵涉到未来金融秩序的权力分配。但改革肯定是艰难的，从世界银行和IMF发言权与代表性的改革推动多年但一直进展缓慢，可见一斑。卡恩此前也透露，对于缩减其代表性，一些发达国家还颇多怨言。

　　这或许也正是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契机。卡恩也强调：“危机带来了破坏，但也为以前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突破的机会。我们不能错失这样的时机。”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一些媒体报道中称，中国在IMF改革问题上遭遇了失败，或者“出了钱，却没有获得实际利益”，等等。这是不完整的。在IMF的改革上，程序冗长、羁绊环节众多，即使是IMF和西方国家真打算大幅提高中国的份额，最快的改革也需到2011年方能启动，而最终被各国议会批准，估计也要到2013~2015年了。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谈判过程。

　　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最大也是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并且是IMF增资的主要来源地，但在IMF中的份额却排到第五位(还未付诸实施)，显然不合时宜。

　　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取得与其地位相称的份额前，有关国际金融体系的博弈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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