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as Kaberger：有不少地方和它不相上下。Vaxjo是比较早开始以热电联产进行分区集中供暖的城市，因为他们有一群非常棒的工程师，而且有着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不同的党派意见高度一致。我得再次说，这种支持非常重要。因此，尽管这个城市的议会每四年就换一次“多数党”，但从不因这个问题而争论。他们已经形成共识：他们在生物能源上的成功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Vaxjo大约有10万户居民，作为先行者，他们做得很成功。在瑞典，很多城市注意到了Vaxjo的成功——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保护环境上，并且希望拷贝它的发展模式。

　　南方周末：你怎么总结Vaxjo模式？其他城市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Tomas Kaberger：我想最重要的是，构建热电联产、集中供暖系统。构建这个系统，你得有基础设施，让每一个居民加入、使用。这对于现有的城市来说非常难。但在建造新城时，却很容易做到。我想，这对于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尤其对于有很大供暖需求的城市而言。

　　南方周末：对于生物燃料和粮食，我们有很多讨论或者说争论。瑞典在优先发展生物能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在与人争食？

　　Tomas Kaberger：瑞典的生物能源，百分之百来自于林业、农业和食品行业的生物质废弃物。今天的技术，已经和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生物能源刚刚起步时大为不同。我们现在很多对生物能源的未来的认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好像长在地里的粮食被直接用于制作燃料。

　　但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石油征税来推动生物能源的发展的。这使得众多企业竞相寻找成本最低的生物能源，许多之前从未想过的生物质废弃物被利用起来。实际上，我们并未大量使用农用土地来制造生物能源，因此并不影响粮食供给。

　　至于用于汽车的液体生物燃料，它的制造工艺已经得到发展。制造乙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粮食作物，比如甜菜、甘蔗。瑞典也确实这么做，但是比较少。

　　我们正在研究的技术是用生物质废弃物来制造液体生物燃料。在生物能源领域，瑞典政府正全力资助的是植物纤维和生物质废弃物的利用。目前最成功的一项技术是用黑液(洗涤蒸煮后的纸浆的洗涤液，约含65%-70%的有机物质——记者注)。我们也正在研发气化林业废弃物的技术，用以生产甲醇、二甲醚和甲烷。

　　南方周末：看起来，瑞典的做法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巴西很不一样。

　　Tomas Kaberger：我想瑞典在发展生物能源上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推广生物能源的方式——他们通常通过补贴生物能源，而我们则通过对石油征税。对于前者，你得足够聪明，预先知道哪一种生物能源是最好的，并对其补贴。而通过后者，众多企业会竞相寻找低成本的生物能源。我想这正是瑞典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何以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来发展生物能源的原因所在。

　　巴西在我看来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不过那是因为他们有广阔的土地，可以大量种植用于生产生物能源的甘蔗。他们用甘蔗生产乙醇，同时用余渣来供电、供暖。巴西有着同样高效的生物能源系统。

　　扩大核能应谨慎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今年2月份，瑞典撤销了新建核电站的禁令。1980年，瑞典曾是最早通过决议禁建新核电站、逐步关闭现有核电站的国家之一。瑞典这一次取消禁令，意味着什么？

　　Tomas Kaberger：我想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决议只是撤销了禁令，并不是要新建核电站。

　　在瑞典，新建核电站一直是一个饱含争议的议题。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瑞典的核电站快速扩张，成为了世界上核电站最密集的国家——我们的核电站比中国还多，但人口不足你们的百分之一。也正是在这次快速扩张中，我们意识到，核电站的成本非常高——远高于我们之前的预期。我们曾经预期，最开始建造的核电站成本很高，但后面建的成本会降低。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也正是核电站快速扩张得以停止的原因。

　　从1985年以来，我们就再没有新建核电站，并且关闭了12个核电站中的2个。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剩下的核电站还能安全运行多久，它们被关闭后我们该怎么办，是新建核电站，还是寻找其他替代能源，比如风能。

　　2月份的这个决议，是为了告诉那些电力密集型产业，瑞典不会出现电力短缺——如果需要的话，瑞典将会再建新的核电站。这个决议试图表达的是：是否新建核电站不是一个政府决定，而是一个市场决定。这是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要建新的核电站，可以，但是不要指望政府会有任何补贴。

　　另外，决议中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核电站的拥有者将必须为核事故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可能是这个决议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颇有争议的一点。核电站很少发生事故，但一旦发生，代价将很惨重。50年前，瑞典之所以建起核电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法案规定，核电站的拥有者无须为核事故负任何责任。而2月份的这个决议则在说，我们不能再这么慷慨了，核电站的拥有者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我想这会是企业在决定是否新建核电站时很重要的一点。

　　南方周末：看起来，瑞典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比如欧盟、美国以及中国的发展趋势不太一样。在这些地方，核电好像又要重新扩张。

　　Tomas Kaberger：其实就整个世界来说，核电的发展并没有很明显成功的例子。

　　去年是自1955年以来，惟一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新核电站联入电网的一年。但与此同时，许多核电站正在建设当中，尤其在中国。你刚才说瑞典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我倒是觉得中国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中国的核电站扩张是真真切切的事。

　　现在有很多讨论，认为石油短缺，将使核电更有竞争力。但是从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来看，真正在发展的是可再生能源。在欧洲，在建的核电站有两个，一个在芬兰，一个在法国。不过从已经建好的芬兰核电站来说，也比原来计划的晚了三年，成本则是之前预计的两到三倍。这让欧洲的能源企业颇为沮丧。因为他们看到，即便只从经济成本考虑，建核电站的风险已经极高。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能源企业都在看中国和韩国，看这两个国家新建的核电站能否做到工期足够快，成本足够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核电站有竞争力。

　　南方周末：听起来，你对中国的核电站扩张持怀疑态度？

　　Tomas Kaberger：我想欧洲和北美的经验是：核电站的建设成本非常高昂。对欧洲和北美来说，这不是一个低成本的选择。

　　南方周末：中国的经济太依赖煤炭了。所以有很多人在推动核电站的建设。

　　Tomas Kaberger：我能理解。中国希望更多地尝试核能、风能、太阳能。我知道中国在风能方面已经很成功。在太阳能方面，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PV板的制造者，大部分出口到国外。当然中国也尝试核能。我想，成本是一方面，安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人口密度很大，相应地核事故的成本也高得多。

　　征税比补贴好

　　南方周末：瑞典1991年推出了碳排放税，现在中国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Tomas Kaberger：1991年以来，环保相关的税收占的比例已经急剧上升，瑞典正变得越来越依赖环境税。

　　我们的经验是，碳排放税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非常好的办法。它在经济上非常有效，使得人们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寻找新的替代能源。补贴新能源可能同样有助于寻找替代能源，但会压低能源的价格，无助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很多税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增加政府收入，但降低经济效率。而环境税尤其是碳排放税，既给政府带来了收入，又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我知道，中国政府和瑞典政府一样，很多方面都要花钱，比如医疗、教育等。环境税尤其是碳排放税是一个很好的税种，它增加政府收入，同时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中国，可能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但是我想包括瑞典在内的很多经验已经证明：这是一项好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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