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越南需要克服“盲点”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越南金融风波正在被“好事者”放大为一场“轮回版”亚洲金融危机。6月12日，在本周三印度央行15个月来首次调高利率后，印度股市下跌2.5%。通货膨胀、卢比加速贬值，股市暴跌，开始有了“印度经济将步越南后尘”的观点。

　　 事实上，越南是否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导火索”的角色？相反的是，越南为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嗜好”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镜鉴，越南的严重通胀被虚假地陈述为累计400亿美元外资流入所产生的（即通胀是“外生”的），这并非是事实。

　　 真实的故事是越南并没有对本国的强烈信贷冲动实施控制，没有遵守一种合理的货币纪律。这有点类似于1992年的中国信贷过热，以越南本国银行信贷的增长率来看，2006年增长率为29%，而2007年则上跳到54%。以M2的增长率来看，2006年的增长为34%，2007年则达到54%，基本上奠定了通胀的走势。

　　 另外，一些人士谴责越南实施了“华盛顿共识”，陷入了自由化的陷阱，这种谴责不切实际。扩展经济自由在任何时候都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而越南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处理好货币纪律、经济自由和政府合理规制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还原一些历史情境，来体会越南选择现在的“路径”的缘由。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南一直是个“学习型国家”，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经是其导师。1986年后，越南开始“革新开放”，基本上效仿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改革初期也引入“双轨制”来刺激农业和工业生产（这是一项过渡政策），随后，越南像中国一样，以无比的热情来欢迎外资。

　　 越南一直试图超越中国“导师”。这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吸引国际产业资本的综合能力一直远在越南之上，这使得人口密度较大的越南在制造业方面并未得力。越南人曾经表示，“尽管越南人工便宜，但很难用中国的方式来和中国竞争。”

　　 越共的早期领袖胡志明自称自己是个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林肯的信徒。但近年来，越南在国家战略上寻找另外一个导师，当然，同时保留中国的“导师”地位。而这个另外的导师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提供越南的经验是：扩展外资进入的自由度、用反腐保证权力的合理性、纵容劳工权利以及淡马锡式的国资控制模式。而越南基本上吸纳了这些方式。对外资进入一再降低门槛、总理阮晋勇负责反腐、越南此起彼伏的劳工罢工运动让越南制造业的外来主体投资者——台商感到头疼，也使得在越南最能产生技能积累和人员就业的制造业并没有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锋芒。坦率地说，如果越南真想在全世界吸引产业资本的青睐，劳工权利就必须要有所限制，尽管这是残酷的历史逻辑，但却是通行而有效的方法论。

　　 很显然，新加坡成功的条件并非适合越南，结果有时恰恰出现了反作用，例如越南的“农转工”进程并未加速（越南也是农业国，需要农业资源工业化）。越南也不具备为外资提供高级金融服务的可能，越南股市大多是外国人来主局；反腐虽然部分推动了政治文明，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稳定。

　　 现时，越南需要重新梳理自己的政策方向和方式。经济自由化的方向是正确的，越南需要创造条件让外资更愿意进入制造业领域，提高越南的整体人力资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80%以上的外资对制造业都不感兴趣，只对地皮感兴趣。热钱的流出会对越南造成一些伤害，但过度害怕外国资本、强调民族经济的安全和封闭化管理造成的危害更大。越南的通胀和股市房市腰斩很大程度上是本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没有堵住银行资金大规模入市，结果促成了去年股市疯涨。

　　 其实，越南可以考虑实施“美元化政策”来斩断其货币政策的局部问题，尽管越南和美国交恶过，丢弃这些考虑，越南作为小国模型完全有条件实施“经济美元化”，这种美元化策略要比“资本管制”好，尤其在面对抢购潮式的恶性通胀方面。同时，美元化也可以保证越南过去“外向”政策的成功。当然，这种美元化策略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稳定的基石，在合适的时候越南也可以做出合适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