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游说和清单

　　张斌 段建明

　　12月6日，一份要求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清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公开。此时，正值第三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前夜。一周之后，美国财长保尔森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将抵达北京。

　　这份名为《战略经济对话Ⅲ：白皮书》的文件由 “接触中国联盟”拟定。文件称，美国每个领域的金融企业在中国都面对着各自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壁垒。

　　“接触中国联盟”由美国最有势力的9大金融行业协会组成。该机构声称，文件中列举的，正是美国金融界要求保尔森和他的团队中国之行争取的目标。

　　一份华尔街清单

　　美国东部时间12月6日上午，一场电话会议正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的议题是第三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会议将介绍“接触中国联盟”的立场以及该机构代表的中国之行。11月末，“接触中国联盟”的代表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央行和

银监会等机构的官员。

　　泰勒·格瑞芬是美国金融服务论坛的资深公关副总裁，也是电话会议的组织者。在接受本报邮件采访时，泰勒说，一周之前的那次访问，代表团向中方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中国进一步向全球开放金融市场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泰勒说：“这将为中国带来加速金融部门现代化所需的专业技术，国际金融企业的进入也将使得中国企业分享其经验，他们带来的竞争也将刺激中国企业创新。”金融服务论坛也是 “接触中国联盟”成员，它是一个超党派的金融和经济政策组织，成员由美国最大的20家金融机构的CEO组成。

　　“接触中国联盟”的成员还包括美国银行家协会、美国保险业协会、保险公司代理人及经纪人委员会、期货产业联盟和有价证券业和金融市场联盟等机构。7家成员的高层代表参加了6日的电话会议。

　　截至本报截稿时，会议内容还没有对外公布。不过，会议之前公布的《战略经济对话Ⅲ：白皮书》，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会议想要表达的立场。

　　这份长达12页的英文文件提出，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国方面明确几个目标，如在金融服务部门取消控股权的限制，并允许外国公司自由选择存在形式；增进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更大限度地开放QFII(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和QDII(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

　　文件称，美国政府应该把中方对第二次对话承诺的履行作为第三次对话的一部分。此外，文件用更大的篇幅，分别列举了美国金融业者在证券、保险和银行等领域希望得到的成果。

　　这样一份详细的清单是否忽略了中国对自身金融安全的考虑呢？泰勒说，他理解中国必须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过，这恰恰说明中国为什么需要更快地开放。“之于中国，与步子更快的担心相比，放慢迈向现代而开放的金融服务业的步伐风险更大。”

　　第三次交锋

　　在上一次美中经济战略对话之前， “接触中国联盟”也曾向美国官方提交过类似的清单。可以预期的是，金融市场开放将成为第三次对话中双方讨论的焦点之一。对于美国财长保尔森来说，最大的疑问是，他能否带回国内利益集团期望的圣诞礼物？

　　12月12-13日，第三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将在北京举行。美方由美国财长保尔森带队，中方则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领衔。根据此前双方公布的信息，此次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包括贸易和产品安全、经济平稳发展，包括金融部门改革、能源功效与安全、环境保护和双边投资五大领域。

　　12月10日，第18届美中商贸联委会将在北京举行。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也会带队来华。

　　12月5日，保尔森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时，针对即将举行的第三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金融业自由化并非是让外国公司在中国经济中钻洞。外国金融机构的参与有利于提供更加有效率的储蓄工具，有利于化解风险，有利于使储蓄流向最能产生作用的地方。”尽管保尔森也没有忘记说，他认为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还不够快。

　　“老生常谈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会是这次对话的一个看点。”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麦金农通过邮件向本报表示。他本人也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奠基人。

　　不过，众多分析人士认为，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中国仍将保持谨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已经相当快。如果再加快脚步，很可能对中国金融经济体系的安全造成危险。

　　刚刚出版的 《外资投资产业目录(2007修订版)》也应该是印证了这一点，很多金融业的投资是放在限制类里面的，我们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安全。梅说， “我想保尔森这次可能又要失望了。”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艾伯特·盖保德博士认同这样的判断。 “我想中国有理由放缓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步伐，”他说，“对于金融市场现代化的步伐，我不认为中国会拿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出来。这是一种谨慎的做法。”

　　盖保德曾任美国财政部东亚司副司长。他认为，对于白宫来说，让中国在金融部门让步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因为华尔街是美国战争财政的支持者。 “保尔森需要听从白宫在政治上的指示。”他说，虽然他并不认为保尔森真的会那么想。

　　在首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结束后，中国社科院专家曾表示，中美战略交锋的重心正在从

人民币汇率等短期问题，转移到市场开放等长期均衡发展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这也将在第三次对话中得到体现。摩根士丹利的首席货币经济学家任永力在回复本报的邮件中说： “人民币升值问题当然是这次对话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不觉得它还会像以前那么重要。”

　　他说，美元贬值后，中国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六个成员国都面临输入通货膨胀的危险。最近有种种迹象表明，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即将放弃盯住美元。美联储的作用在进一步减弱，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财政部再极力的推动人民币升值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美国正面临经济衰退风险，中国又有什么理由承担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呢？”

　　任永力据此猜测，双方的讨论会更多地转向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说信贷控制、主权财富基金、中国的外资政策、能源需求和环境等。

　　

食品安全列入议题也颇受观察人士的注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盖保德博士说： “我想食品安全问题会作为一个重大议题来讨论，而且他们会宣告一些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时，保尔森否认美国对食品和产品安全的关注是限制从中国进口和减少双边贸易逆差的策划之一。他说，美国针对来自许多国家的产品发布过回收通告和进口警告， “我们对食品和产品安全的关注并非具体针对中国”。

　　梅新育则表示： “严格上来讲，这是我们两国之间需要沟通的一个重要话题。问题是，在指责中方的同时，美国也需要从自身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对话的价值

　　2006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建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此前，双方已经进行过两次战略经济对话。不过，观察人士对对话机制评价不一，有人对这种对话的有效性仍缺乏信心。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余永定说：“回顾前两次经济对话，我们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面对矛盾和摩擦，应该说这是目前一个很有效的机制。”

　　梅新育说： “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对话机制的成果，不仅是对两国的，而且应该是说对世界的贡献。目前对话已经延伸到了能源和环境等关乎人类长远利益的议题。”

　　美国金融服务论坛资深公关副总裁泰勒·格瑞芬在回复本报的邮件中也表示， “我们认识到那是一个长期的进程。”他说，任何贸易关系都有挑战和摩擦，中美作为两个经济大国更不例外。 “前两次经济对话我们得到了一些实质性和有重大意义共识，希望第三次对话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交流平台。”

　　与过去两次相比，第三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还有特殊之处。美国明年面临大选，在中共十七大之后，中方决策层中也增加了许多新面孔。这次两国财经高官会聚北京，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距美国总统和国会的选举还有不到12个月的时间。盖保德博士说，这是高度政治化的一年。任永力则表示，尽管这个机制很有用，但是我必须说他取得的切实效果是很有限的。“我不确定美国国会对保尔森是否还存在耐心。”

　　在上月举行的中美商会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已经表示，明年3月份自己将退休并不再担任任何职务。2008年美国大选过后，曾经70余次来到中国，被认为跟中国财经官员建立了广泛联系的保尔森也将离开。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或许会给未来的对话前景增加某种不确定性。

　　对此，盖保德博士说，他确信，即使在布什离开白宫后，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也将继续。 “虽然，这种对话还将不可避免地跟美国的热点政治话题纠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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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