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人都是凯恩斯的孩子

　  所有人都无法不受到凯恩斯的影响，甚至包括弗里德曼在内。

　　布拉德福德德龙

　　本专栏中，我曾评论过弗里德曼和熊彼特的思想。或许，对凯恩斯生平和思想的介绍也是必要的。

　　能提出独创性思想，并由此真正改善整个世界的人，非常罕见。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凯恩斯不但是一个学者，同时还身兼畅销作家、金融投机客和政府官员。不过，对我而言，学者凯恩斯才是真正的凯恩斯——他是宏观经济学这门半科学半魔法的学科的奠基人。而在那些对20世纪史感兴趣的人看来，凯恩斯是一位极重要的作家和政治家。无论如何，凯恩斯都堪称现代世界的建筑师。

　　“一战”前夕，青年凯恩斯的才华已让他在英国精英阶层中崭露头角。毫不奇怪，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凯恩斯在英国

财政部得到了一个重要职位。如何运用英国的财政资源来支持战争？英国经济能支撑多大规模的战争？怎样的国际贸易体系才能通过消费者效用的满足来实现国家实力的提升？这些深刻而复杂的问题，正是凯恩斯当时所思考的。但当战争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甚至高达千万以上之后，凯恩斯无法再保持平静，对当时政客除牺牲更多生命外找不到其他出路的状况，他异常愤慨。

　　战后，凯恩斯终于“爆发”，写成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在书里，他严厉谴责了凡尔赛和约的政治动机，并预言了灾难的降临——如果条约得以执行，整整一代德国人将陷入贫困。“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发动战争……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将被摧毁”——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二战”预言了。

　　《和平的经济后果》让凯恩斯声名大噪。在那之前，他基本上是一个学者；在那之后，他成了名人，拥有了力量。于是，他运用这种力量——别笑——试图拯救人类文明。

　　20世纪20年代，他勇敢地与大萧条斗争，与政治的种种荒诞斗争，与纳粹党斗争；他为稳定的货币和充分就业而斗争，与通货紧缩斗争，与估值过高的汇率斗争，与当时对金本位不切实际的幻想斗争。凯恩斯用了超过十年时间，与那些认为“美元略微升值比鼓励贸易更重要”的中央银行家们辩论。他还试图阻止英国1925年向金本位的回归。

　　但凯恩斯失败了。他没能说服英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服从理性的考虑，而非老旧且没有得到很好理解的教条；他没能让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有实质性的放松；没能防止英国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率的发生；也没能说服大众，大萧条是人为的灾难，本不难解决。他的笔杆子还不够硬，同盟者也太少。而且在当时的央行行长与内阁大臣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明了他们身处的状况。

　　于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转变了工作重点，不再撰写短文，而是集中精力开始写书，写一本在他看来“不会马上但会在未来十年里，彻底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的书。令人惊异的是，他成功了。这就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与一些人的理解不同，凯恩斯的关键贡献，并不是在自然放任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而是找到了真正的“第三条道路”——以往各种传统政治观点都宣称自己做到了这一点，却从未能实现。凯恩斯认为，如果让聪明且意愿良好的管理者实施策略性的政府干预，就能弥补当时市场经济失业率高的主要缺陷，同时又能避免计划经济的破坏性。

　　在凯恩斯看来，市场经济有两个缺陷：第一，企业家和投资者在徒劳无功地试图克服时间和知识的障碍时，投资需求会变得异乎寻常且毫无目标地不稳定；二是古典经济学原理所依赖的工资调整使经济在投资波动后回复平衡的机制，从未真正起效或作用太慢，难于靠其制定经济政策。凯恩斯相信，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解决，那么标准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手段就能恢复其作用。

　　最终，所有人都无法不受到凯恩斯的影响，甚至包括弗里德曼在内。弗里德曼自称反凯恩斯主义者，却相信“内在的稳定器就存在于市场交易之中，不必从外部将其引进”，所以市场需要调节。弗里德曼如果毕生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只有在货币增长受到谨慎管理时，经济稳定才能得以保持；此外，一个如金本位制这样得不到管理的体系，会在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上同时产生巨大波动。凯恩斯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持投资的稳定，弗里德曼则认为是保持货币存量的稳定。较之先前那些曾主导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如哈耶克、熊彼特、哈伯勒或庇古，他们两人之间要接近得多。

　　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凯恩斯的“孩子”。这或许就是他伟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