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国家周刊》驻德国法兰克福记者郇公弟

　　德国何以掌握汇率改革主动权？如何借汇率改革成功“解套”？由此上溯的五十年间，德国经验可为镜鉴

　　同为贸易顺差大国，德国在其他国家的“待遇”让中国羡慕：既无货币升值之痛，也无外汇储备之忧，而可坐享贸易顺差之乐。

　　然而，翻看德国经济史，却可发现似曾相识的一段。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德政府经常账户盈余庞大且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飙升，资产价格和薪资压力上升。西德马克面临被迫升值重压，国内外关于汇率改革的争论不亚于今日之人民币。

　　接下来的历史演进是，联邦德国70年代放弃马克盯住美元，80年代抵制“广场协议”，90年代催生欧元。其间货币主动渐进升值，终致国内物价稳定，常年蝉联出口冠军，国际收支表令人羡慕。

　　德国何以掌握汇率改革主动权？如何借汇率改革成功“解套”？由此上溯的五十年间，德国经验似可为镜鉴。

　　60年代：受困固定汇率

　　1944年，二战炮声尚未停息，“布雷顿森林会议”即勾画了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蓝图。德国战败，别无选择地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西德马克与美元汇率被固定在4比1的水平上。

　　德国在战后迅速崛起超出了太多人的预料。特别是其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很快立足，“德国制造”成为赚取外汇的庞大机器。联邦德国对外贸易在20世纪60年代已持续保持连年顺差，1965年以后贸易顺差更是迅速扩大。

　　德国经济相对美国经济走强，固定的双边汇率就不再能够反映两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变化，马克存在升值的内在要求。

　　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保持马克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德国货币当局一度在市场上购入超额供给的美元，维持巨额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元导致巨额马克投放，在德国国内引起流动性泛滥，逐渐威胁到物价稳定。像中国一样，德国当时的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和工人薪资等，面临巨大的膨胀压力。

　　在60年代后期，固定汇率政策可谓“绑架”了西德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央行在维持汇率与稳定物价之间难以两全，通胀阴影重重袭来。

　　要不要进行汇率改革，德国展开了激烈争论。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声称，“只要我在任，货币就不会升值。”为了使联邦银行重新获得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马克应与美元脱钩的呼声日益高涨。

　　70年代：渐进升值

　　7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巨大变化。

　　1971年，饱受石油危机冲击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货币史称“尼克松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当年3月1日，德国正式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在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货币政策三者之间，德国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联邦银行也开始了彻底执行“以反通货膨胀为纲”的时代。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德国央行旗帜鲜明地贯彻货币政策独立性。物价稳定是货币当局最关心的事情，始终将汇率问题放到通胀问题之后，以国内经济平衡为首要目标，不为外界压力所动。

　　长期以来，德国央行一直把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货币发行机制的依据。对货币信贷进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量未见大幅提高。这一过程中，德国资产价格伴随着马克汇率的上涨而上涨，资产重估和升值的幅度较小，对实体经济没有造成大的损害。

　　相对而言，马克汇率居于次要位置，德国不会为了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的物价稳定。进而，德国较为彻底地贯彻浮动汇率政策，并不对汇率进行过多的干预。在不可避免的货币升值过程中，联邦银行把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防止输入型通胀加剧方面。在浮动汇率制下，德国虽然常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却没有再度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

　　掌握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德国央行，1973年之后，在持续的贸易顺差的推动下，开始了马克漫长的“主动渐进”升值。

　　1973年之后的大多数年份，马克都保持升值状态。到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到1.5比1，持续升值达2.7倍。这与同时期日元的升值幅度不相上下。同一时期，德国出口稳定，贸易顺差连年扩大。

　　德国此种汇率改革模式的成功秘诀，在于德国物价稳定。马克在国际市场上升值的同时，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相对地升值。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德国经济始终保持了年均4.5%左右的适度增长，稳定性高于美国等工业国家；通货膨胀率则稳稳地控制在3.7%左右，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德国物价的稳定，成为马克国际信用最重要的基石，德国马克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储备货币。1999年欧元发行时，马克占国际总储备货币的18%。

　　欧元在政策目标、发行机制、汇率管理等许多方面，实际上延续了德国马克的一贯传统，特别是继续将控制物价作为核心目标，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可以说，如果没有前马克作为支撑，欧元很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80年代：“广场协议”赢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马克和日元升值的速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1985年9月，美国与日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依据协议，德国与日本承担本币升值责任。

　　同样的故事开始，却是不一样的结局。日本严格执行广场协议，货币当局开始干预日元升值。为缓解日元升值影响，日本在国内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合理化为代价，大幅降低利率。最终，90年代初，股市和楼市里的资产泡沫破裂，日本进入了十年的经济衰退期。

　　德国未上演日式悲剧，原因在于对“广场协议”的消极抵制。德国央行坚持其一贯姿态，坚决不主动干预汇率，更不会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为代价降低利率。

　　为迫使德国联邦银行就范，美国政府曾在1987年10月向德国发出强硬威胁。但紧张气氛却率先导致了纽约股市崩盘，道琼斯创造二战后最大单日跌幅，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广场协议”导致的不同结果，反映了德国与日本不同的宏观政策思路。德国“以我为主”、“反通胀为纲”的货币政策理念，使它成为“广场协议”的赢家。

　　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已采取了与德国完全不同的外汇管理思路和货币政策目标。为限制日元升值幅度对汇率长期进行干预，大量购进美元储备。日元低估和高额贸易顺差，使得日元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直至成为世界第一。

　　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还要同时兼顾汇率的稳定。这使得日本经济的风险不仅来源于内部失衡，如流动性泡沫，同时还来源于外部威胁，比如美国经济的放缓。而“广场协议”的目的，也就在于惩罚日本对汇率的长期干预。

　　区域货币合作

　　德国成功化解货币升值困境，与其持续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货币战略密不可分。

　　在这个战略体系里，区域汇率联动机制、两德货币统一、欧元诞生成长，是德国政府的三步落棋。

　　在消极抵制“广场协议”、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同时，德国不断完善国际收支平衡表。

　　德国与中国同样拥有巨额贸易盈余，但德国外汇储备很少；日本外汇储备巨大，但贸易盈余远不及中德两国；美国则是贸易逆差与小额储备共存。

　　在德国联邦银行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首先没有高额外汇储备“陷阱”。总量有限，甚至不到日本外汇储备的5%；每年增量也得到良好控制，部分年份甚至在减少。

　　其次，德国善做“减法”，经常账户的资本流入，紧步伴随着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和储备账户等资本流出，且流出体系顺畅，高额贸易顺差导致的资本流入难题被有效分解。

　　此外德国的官方储备多元化。除美元、日元等外汇储备，还有黄金、黄金债权、特别提款权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储备等。而且，与庞大的民间储备相比，德国的官方储备更是微不足道。“藏汇于民”也发挥了突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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