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军红/文

　　“我国(日本)外交的基本是强化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加强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近邻诸国的关系。此外，还必须给日本外交添加一个新基轴：第一，推行高度重视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制及市场经济等‘普世价值’的‘价值观外交’；第二，冷战后，在亚欧大陆周边成长起来一批新兴的民主主义国家，将这些国家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纽带，创建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

　　这是2007年6月麻生太郎出版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一书的核心思想。这本书可谓“麻生版的外交通论”。而麻生本人则把这本书自诩为竞争国家领袖的“治国论”、“文化论”，乃至沁于心底的“人生论”。

　　日本外交核心支柱

　　早在2005年10月，麻生太郎出任小泉第三次内阁的外交大臣时，其“价值外交”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等思想便已初步形成。而到了安倍内阁，麻生继续做外相，他的这一思想被安倍接受，形成了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的核心支柱。

　　此时，东亚地区合作浪潮迭起，形势多变。一方面，美国势力对东亚的介入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战略优势明显上升。日本国内出现了中美文明跨太平洋联手，必将使日本陷于中美夹缝的担心。对此，麻生、安倍等提出必须用“日式民主引领东亚统合”，强调在东亚地区构建“价值观联盟”，展开“价值观外交”。

　　值得深思的是，2007年6月，日本政治拉开了动荡时期的序幕，养老金问题爆发，参院选举在即，民主党攻势逼人，安倍政权危在旦夕。而麻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他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巨著。

　　事实上，麻生的判断是准确的。在他看来，日本政治历经战后60年，已经迎来了必然的动荡年代，谁能在这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敢于“改变战后体制”，谁就能获得“长治久安”。

　　在思想意识的底层，极度迷信60年为一个甲子周期的日本，朝野上下都渴望改变“战后体制”，展开新的国际政治周期。

　　希望改变战后体制

　　上世纪80年代，一度与里根、撒切尔夫人并列被认为是保守主义三大改革先驱之一的中曾根康弘，就曾明确提出“战后总决算”的口号。而在纪念日本战后60周年之际，中曾根更毫不掩饰地说“改变战后体制，是我们这些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政治家的夙愿”。

　　其实，战后日本历届政治家都有相同的思想，只是采取的政策方式不同。如2001年上台的小泉，虽然表面上执行了典型的“亲美路线”，但事实上，正是小泉在位的五年半，日本全面修改了“有(战)事立法体系”，堪称构建了“准战争立法体系”，扩大了对海外派兵，包括在印度洋的给水、加油活动。而2006年接替小泉上台的安倍晋三的第一个口号就是“要从战后原点上改变战后体制”，并展开“集体自卫权”大讨论，试图突破宪法和美国限制，谋求与美国对等的“双务外交”。

　　在对亚洲政策上，小泉一方面主张日美同盟基轴，另一方面，则全面展开回归亚洲，构建“亚洲根据地”战略，参与全球竞争。在小泉退位前的2006年初，日本就已经订立了“先取东盟”，再“牵制中韩”，拉住澳新印，构建日本主导的“海洋地缘政治圈”的“泛东亚共同体”战略。这为安倍、麻生主导构建“价值观联盟”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问，“改变战后体制论”事实上成为“改变日美关系论”，也就是要重新修订日本外交的基本方向。这或许是麻生能用他的“外交通论”夺取“政治天下”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