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国冲刺巴黎协议 中美气候合作成为亮点

　　导读

　　巴黎峰会在即，全球各国都在致力于达成一项将生效于2020年的全球性协议，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同时寻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包括10月召开的德国波恩谈判在内的一系列会议和外交活动都将释放一定的气候政治影响，而业内普遍认为最大的气候政治力量来自于中美的气候合作。

　　特约记者 赵川 海牙报道

　　2015年是全球治理的大年。

　　9月25日-27日，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微博]总部完成了一项任务，规划了未来15年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在时隔不到三个月，全球将通过另一项重要的气候治理协议。

　　法国作为联合国第21届气候大会(CoP21)主席国正在不断通过外交、开展官方活动以及携手联合国一起推动巴黎气候协议的成功“出炉”，以完成本应该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完成的任务。

　　而这一任务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为《气候公约》)195个缔约国达成一项将生效于2020年的全球性协议，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同时寻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相比2009年，各国现在都有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德国新气候研究院(New Climate Institute)发起人、荷兰瓦赫宁恩大学副教授尼古拉斯·胡內(Niklas H.hne)博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胡內口中的“准备”是指目前各国已经提交或准备提交给《气候公约》秘书处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这在气候变化谈判里的行话叫做国家自主贡献(INDC)。目前81个国家已经公布了其贡献。

　　“各国的气候贡献内容非常不同。对其评估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仍然可以完成。现在看来，我们并不在2摄氏度的轨迹上。在这个过程中，希望一些国家能够修改其国家自主贡献。”胡內表示。

　　虽然，目前气候谈判进程非常缓慢，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谈判仍然会是不到最后时刻，各国不会亮出全部底牌。

　　但是谈判进程之外，频繁的双边或是多边的政治合作却正在为促进巴黎协议的形成注入更多鲜活的政治力量。

　　潘基文的气候主题午餐会

　　纽约当地时间9月2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一场关于气候变化为主题的高级别午餐会，与30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而此次午餐会的目的在于增加促进巴黎气候大会的政治力量。

　　随后，潘基文携手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以及2014年气候大会(CoP20)主席国秘鲁总统塔索(Ollanta Humala Tasso)召开新闻发布会。

　　潘基文认为，全球三十个国家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巴黎协议必须是一个转折点，即是向公民以及私营部门释放出全球经济转型是势不可挡、有利可图并且已经在进行。

　　奥朗德也对巴黎协议成功达成表示乐观，不过他认为仍有众多工作需要进行。

　　“每一个人都确信在巴黎将会形成一个协议，但是问题在于是怎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的承诺将如何被有力地执行，奥朗德表示。

　　因此，他希望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之前就能拥有一个提前协定(“pre-agreement”)制定出清晰的指导。

　　目前，下一轮的气候谈判将在10月德国波恩举行，为期5天。这将是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最后一次谈判。

　　不过，十月份在秘鲁利马举行的财长峰会、在土耳其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科恰班巴峰会以及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等一些在《气候公约》之外的会议都是促进巴黎大会成功的力量。

　　“因为这些会议都将释放出在气候谈判场外的政治影响。”创绿中心气候政策研究员李莉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显著的中美气候领导力

　　目前，可谓最大的气候政治力量来自于中美的气候合作。

　　继2014年11月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再次发布含有更多细节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当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源消费国以及碳排放国像(今天)这样走在一起，那么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国家都没有理由不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9月25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

　　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京都议定书》时代，美国由于国内政治等原因并没能在此领域发挥其领导力。另外，由于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也不承担具有法律约束性的气候行动。

　　由于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进一步认识，所有国家都应该做出气候保护的规范也逐渐取得了一定共识，因此不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量体裁衣”，随即做出应有的贡献。而这些贡献也是即将在2015年年底达成的巴黎气候协议的基础。

　　应对气候变化并非仅靠5年或是10年的行动，而是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行动计划确保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今年6月，在德国巴伐利亚举行的7国集团(G7)峰会上，包括美国在内的7国领导人宣布在本世纪实现全球经济“去碳化”。

　　而此次中美元首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中，双方也支持一个在本世纪内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长期目标。

　　国际环保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资深主任李硕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在INDC基础上，远景目标奠定了两国减排的远期愿景。预计各国在巴黎会议前还将围绕长期目标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

　　另外，双方也支持建立一个不断增强目标雄心的过程，以及一个能加强各国严守气候承诺的透明机制。

　　这三个重要元素体现了两国在一个强有力的气候协议上已经找到了共同点，世界资源研究所主席安德鲁斯蒂尔(Andrew Steer)表示。

　　美国《外交政策》文章分析指出，此次中美合作将使得质疑气候变化的美国共和党人更难以利用中国作为挡箭牌指责奥巴马的环境政策。

　　这是因为中国此次直接将其行动时间化和数字化，这将直接削弱了共和党人的批判。中国提出在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出资200亿元人民币(约31亿美元)建立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特别是资金问题上，环保组织认为这是国际气候政治中的“分水岭”。

　　另外，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全球经济和管理团队的副教授、中国能源和气候项目主任Valerie Karplus博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建立碳排放权市场方面也会给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增加压力。“这使得美国可以重新思考运用碳交易这一市场机制进行减排。”

　　巴黎协议需要全球集体参与

　　虽然中美气候合作再次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再推进了一步，正如欧盟委员会气候专员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Miguel Arias Canete)所说，“气候协议必须雄心勃勃的。”

　　而一个雄心勃勃的气候协议是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努力和行动基础之上的。

　　因此，Vaerie Karplus更愿意把中美此次合作比喻为“催化剂”。

　　“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促成形成全球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机制非常重要。”Vaerie Karplus表示。。

　　英国E3G气候外交项目主任Liz Gallagher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个强有力的巴黎协议不仅仅需要美国和中国。来自欧洲以及最脆弱的国家的声音和行动也需要给予雄心力量。”

　　9月27日，巴西总统Dilma Rousseff在纽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宣布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25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37%；到2030年，减少43%。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宣布英国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预算翻倍。2016-2020年，英国将出资58亿英镑。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笔资金是一笔“新的或是额外”专门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还是从其他援助发展项目中转移而来。

　　发达国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同意，到2020年通过公共和私营资金每年援助1，000亿美元，帮助贫困国家减缓和适应由于气候变化。

　　但发达国家对于实现这一资金计划的路径却一直语焉不详。目前，发达国家在资金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切实落实好已有的承诺，也将会是巴黎大会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因此，这样也就预示着巴黎并非是解决气候问题的终点。

　　当然，必须肯定的是巴黎协议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最大可能地按照公平原则做出气候贡献。而弥合对于公平的理解，则需要各国互相的理解和合作。

　　如同《京都议定书》留下的“遗产”比如碳排放权交易一样，巴黎协议也将进一步向国际社会释放出向低碳转型的更为明确信号。

　　正如胡內博士所说，“巴黎协议将为未来低碳转型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