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光虽耀 总离别

　　李光耀通过实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为新加坡构建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理想国”，但失去了这位“全能大管家”，新加坡人终要学会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

　　尼克松把他称作见过的“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拿他与丘吉尔相提并论；撒切尔夫人形容他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干的治国实践者”；克林顿则称他是“过去五十年来世界上最智慧、最博学、最有效率的领导人之一”。

　　他就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一位活跃在“小舞台上的大人物”，一位“柔性的独裁主义者”。李光耀创造的“新加坡模式”将政治垄断、高效市场经济、东方儒家文化、高科技和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新加坡的经济和政治奇迹。

　　如今，91岁的李光耀离开了这个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国度，也离开了这个他思之念之的世界。他对新加坡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或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但在焦虑中求变的新加坡，也许终将告别“李光耀时代”。亚洲顶级战略思想家1959年，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1990年，执政31年的他卸任总理，但作家阿萨•拉迪夫(Asad Latif)说，在这后来的二十多年中，李光耀仍在左右新加坡的外交政策。2011年，李光耀卸任内阁资政(Minister Mentor)，正式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亚太时事杂志《外交官》称，新加坡在外交方面的政策主要由李光耀、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和国防与财政部长吴庆瑞制定。2006年和2010年，拉惹勒南和吴庆瑞先后以91岁和92岁高龄离世，而这两位元老在去世前很多年就已基本远离政坛。

　　李光耀则不同。1990年接任总理的吴作栋经常在午餐时接受他的教诲。吴作栋回忆说，午餐总涉及“严肃事务”，“我们不谈轻松话题，总是讨论政治。比如地区都发生了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而对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子安，李光耀则会“传授很多自己的经验，思考和分析的方式，以及他对形势的解读和评估。不仅是相关事实，还会讲看待事物的方式”。

　　李光耀被誉为“亚洲顶级战略思想家”，任何遵循他的战略思维并关注其1950年代以来变化的人都会发现，李光耀对历史的嗅觉非常敏锐，且拥有对地缘战略现实的动态把握。他对政治趋势惊人的预测能力帮助新加坡在外交关系中显得十分灵活。

　　李光耀的离去可能会对美国的外交策略产生影响。《华盛顿邮报》称，尽管新加坡并不是美国条约上的盟国，但华盛顿方面过去几十年来一直依靠李光耀为其解读发生在亚洲的事件。

　　不过，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奥巴马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新加坡的建议。李光耀在过去几乎每年访问白宫一次，而他的儿子、2004年出任新加坡总理的李显龙，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只去过两次。这位美国总统聆听新加坡领导人在亚洲事务方面建议的兴趣似乎在减弱。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说：“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将李光耀视为世界顶级的中国观察家。他能理解中国，理解中国领导人及其内部做出的选择。我们比以前更需要李光耀这样的人，因为他能独立、智慧地观察中国和美国。”新加坡“大总管”艾利森曾在与人合作的著作《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将李光耀称作“特级大师”。除了外交，李光耀在内政方面的“大总管”式的作为也绝对无愧此称号。

　　建国五十年，新加坡已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法拉利[微博]和劳斯莱斯经常出现在干净的街面上。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岛国，在独立之前曾有80%的人口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木屋里。

　　1965年，新加坡被迫离开马来西亚联邦，很多人认为其无法独立生存，甚至李光耀也在一次有电视转播的采访中失声痛哭。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新加坡开始大兴土木建设基础设施。很多人把土地卖给政府，搬进建屋发展局(HDB)提供的住宅。

　　在1970-1980年代被称作新加坡“总规划师”的刘太格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刚开始时任务很艰巨，160万人口中有130万住在随时拆迁的木屋里。”建屋发展局建的小镇有学校、商店和诊所，高耸的建筑让很多新加坡人第一次看到了冲水厕所和水龙头。

　　1985年，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新加坡实施的安置政策就宣告成功，“没有人无家可归，没有临时住房，没有贫民区，也没有族群聚居地”。此外，安置政策也是新加坡国家和民族建设的一部分。建屋发展局提供的每一栋公寓都要求各族群以特定比例混住在一起。刘太格表示，这是要让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把自己当作新加坡人。

　　在此期间，政府也以运动的方式向人们灌输讲礼貌、不随地吐痰等行为理念。1960-1970年代，为了限制人口增长，新加坡还开展了“不生第三胎”运动。各种运动不只是口号，都有政策做支持。生下的第三个孩子获得的政府津贴不及前两胎，上学选择也受限。当然，严格的生育政策也为后来的人口问题埋下了隐患。

　　执政期间，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推动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旨在鼓励强制储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成立贪污调查局，并实施精英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这些举措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入围全球最富裕国家之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根据盖洛普对2014年全球各国“幸福指数”的调查研究，以及世界银行[微博]汇编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13年各国人均国民收入数据，新加坡是屈指可数的在两项排名中均名列前茅的国家——国民既有钱又幸福。实用主义者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很多问题已获解决——失业率不再是问题，犯罪率维持低位，人口符合目标。然而，维持这一状态的大政府策略是以牺牲民众自由为代价——李光耀排挤政敌，对西方的批评置之不理，媒体常因“文字诽谤”起诉遭打压，政治异见人士很少被政府容忍，往往被安上威胁国家安全的罪名。

　　在记者无国界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评估新闻自由度的指数中，新加坡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位于最后的15%，该国还对公共演讲和集会实施严格控制。

　　新加坡的刑罚十分严酷，仍保留鞭刑和绞刑。1991年以来，新加坡约有400人被处绞刑，被称为“拥有死刑的迪士尼乐园”。该国的严刑峻法可能与李光耀在日治期间的亲身体会有关。

　　在自传中，他认为日本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治安最好，因为日本人维持治安的方法简单而有效——“不听话就打，开始时宪兵部整晚都是打人的声音，后来慢慢就没有了。但是，只要你听话日本人会尽力做好管理者该做的事情”。

　　李光耀曾说：“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过那种残暴侵略下的艰难岁月，较年轻的一代部长们也没有过这些经历。激烈的斗争造就了老一辈的部长们，我们那些身体虚弱、行动缓慢或者容易紧张的人就成为早期的牺牲品。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达尔文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我们都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16日，是移民后代，第四代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1935年，12岁的他考入新加坡顶尖的莱佛士书院。二战期间，新加坡被日本占领，他的学业被耽搁。那时，李光耀经受了战乱洗礼，曾与死亡擦肩而过。

　　二战后，李光耀赴英国留学，先后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1949年毕业时，他获得“双重一等荣誉学位”。1950年，李光耀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同年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

　　李光耀曾说，他的思想和世界观并非来自某种理论，而是在从童年、少年、青年直至成年的一生中逐渐形成的。他说，他不是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而是实用主义者。

　　在与传记作家汤姆•普雷特(Tom Plate)对话时，李光耀说，“我的人生并不靠哲学或是理论来指导。我把事情做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原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没仔细读过”，“你可以说我是‘功利主义者’，我只在乎行得通的事情”。

　　人民行动党元老拉惹勒南说：“所谓新加坡道路，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

　　尽管李光耀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但新加坡仍建立了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势政府在剥夺民众民主权利的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福利之一。曾经历过新加坡变革前困苦生活、上了年纪的人似乎愿意忍受部分对自由的限制。“拐点”中的新加坡但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的进步、新问题的出现，新加坡民众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满意度在下降，要求更多政治选择的呼声日益高涨。

　　17岁的博客作家阿瑞芬•沙(Ariffin Sha)认为，新加坡有一种恐惧的氛围，异见不被容许。但现在时代变了，新加坡人把在政治事务上表达不同观点的阵地转移到了互联网。这驱散了新加坡人曾经隐藏起来的恐惧，他们开始发声。

　　演艺界也在与审查抗争。如今，戏剧在上演前，剧作家要向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提交剧本，后者可能仍会坚持要求修改剧本或是为戏剧设置观看建议。在该国戏剧界颇有名望的哈里斯·沙玛(Haresh Sharma)说：“放在1980年代，我们甚至要把剧本交给警察。现在复杂一些，他们会给你的作品分级，供人们自主选择。”

　　话虽如此，仍有作品会被列为“任何分级均不允许”(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简称NAR)评级，被迫远离剧场和屏幕——比如在媒体发展管理局看来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纪录片《星国恋》。

　　新加坡年轻的记者Carlton Tan对被自己称为“可爱的专制者”的李光耀有着复杂的感情：“我们对他又爱又恨，既尊重又鄙视，既珍惜又憎恶。我们对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心存感激，但我们也想知道是否真有必要因此牺牲我们的自由。我们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心存感激，但我们想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民权社会，我们是否能将其维持下去。”

　　不仅如此，新加坡还正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在被《经济学人》智库评为生活最昂贵的城市后，该国贫富差距已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英国《金融时报》称，很多新加坡人已负担不起由这个都市中的银行家、股票经纪商和其他专业人士大军撑起的高房价。BBC称，调研人员估计，约有10%-15%的人口生活在月入不足1,100美元的低收入状态下。

　　新加坡国内还有对移民的不满情绪，该国目前530万人口中约有130万外国人。政府试图减缓移民速度，但同时又受生育率过低的限制。几十年前的生育政策造成新加坡出生率徘徊在亚洲最后几位，为维持人口稳定，一个新加坡家庭平均需要生2.1个孩子，而现在仅为1.3。

　　新加坡政府一度不得不通过移民来补充劳动力，但抢了当地人饭碗的移民又成了新问题。人口的萎缩为可持续增长带来了真实的问题。作为回应，政府正在修改李光耀设立的政策，承诺进行更多再分配并向社会福利进行更多投资。上个月，政府刚刚把对5%收入最高者的征税由此前的20%提至22%，以帮助国家支付更多福利。

　　新加坡将在明年举行大选，预计反对党工人党将赢得更多议会席位。2011年5月，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去了87个席位中的六个，并首次在阿玉尼集选区败给反对党工人党，被视为改变的前兆。

　　李光耀过去曾说，他的执政风格是“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对的，别理会民众的看法”。竞选期间，强硬的他在一个争夺激烈的选区警告选民，如果他们投票支持反对党，他们会“后悔”。许多人最终对人民行动党投了反对票，给了该党一记重击。这让李光耀2011年决定退出内阁。

　　人民行动党于1954年由李光耀率同道成立。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人民行动党在政府首次选举中成为议院第一大党。1968年，该党得票率创下历史最高的84%。2001年和2006年得票率分别为75%和67%。而2011年该党60%的得票率为建国以来最低。

　　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与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不会出任新内阁任何职务，让“年轻一代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推动新加坡向前发展”。于是，在2004年8月成为第三任总理的长子李显龙这时正式独自拿起接力棒。

　　也就是从那时起，人民行动党开始反思。李显龙表示，会检讨选举结果，认真对待选民意见，改进政策，希望更好地与人民沟通。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处主任欧内斯特•鲍尔(Ernest Bower)说：“新加坡人正在寻求改变和进步，但他们并不确定。我认为人们对这一切有些恐惧和焦虑。”李显龙则承认，新加坡正处在“拐点”。没有李光耀的日子2011年告别政坛后，李光耀鲜有接受媒体采访。出于健康问题，他也越来越少主动出现在公众视野。

　　2012年6月，他的弟弟李天耀去世，享年85岁。作为家中老大的李光耀对记者说：“我们家一共五个孩子，四男一女，现在有两个男孩已经去了。我只剩下最小的弟弟和妹妹。我们曾是一个亲密的家庭，天耀尤其活跃。但这就是人生。”

　　在此之前的2010年10月2日，与李光耀共度六十余年的结发妻子柯玉芝去世，享年89岁。

　　2013年8月6日，李光耀在总统府发布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书中主要收录了他对世界大国和国际趋势的分析与见解，阐述了他的世界观。李光耀曾说：“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他也说过：“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特色。”

　　一些人对新加坡的前途感到悲观。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说：“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正直和效率很可能将与他一同走进坟墓”。

　　在2009年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没人能确定失去了李光耀的新加坡将是什么样子。他曾提出过三种情况的假设：一，无缝衔接过渡；二，对李光耀政策遗产的重大逆转；三，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但同时受制于一个强大的反对力量。

　　新加坡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来保护李光耀的政治遗产？马凯硕列数了以下几点：优越的教育体系、兵役制度、强大的公共机构、一个已经“学到胜选艺术”的政党、民族和谐、精英教育，以及杜绝腐败。

　　但马凯硕也表示，新加坡必须能想象出失败的概念，这样才能防止国家的退化。他说，在1981年人民行动党对议会的垄断被打破后，时任副总理吴庆瑞曾“充满智慧地告诉我们，失败往往发生在我们没有考虑到失败可能性的时候”。

　　2013年9月16日，李光耀悄无声息地度过了自己的90大寿。在被《海峡时报》刊登的一封电子邮件采访中，李光耀说：“活到90岁，我很幸运。”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因严重肺炎不治去世，享年91岁。

　　李光耀通过实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为新加坡构建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理想国”，但失去了这位“全能大管家”，新加坡人终要学会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在没有李光耀的日子里管理好自己的事情。

　　光虽耀，总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