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财长：欧洲没有博弈的时间

　　导读：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在《纽约时报》撰文强调，希腊政府并非在博弈，他们的底线不可逾越，而他们的原则才是真正既符合希腊人，也符合欧洲整体利益的选择。

　　以下即瓦鲁法克斯的文章全文：

　　我在这里写的文章将成为一个注脚，一个关于我的国家与其债权方之间至关重要的谈判的注脚——谈判的结果或许将造就这个时代标志性的事件，甚至可能被证明是欧洲货币联盟实验的一个转折点。

　　在博弈论者眼中，谈判似乎就是一群自私玩家之间的分蛋糕游戏。我以前曾经有很多年都在从事博弈论的学院派研究，这使得许多评论家都纷纷假定，作为希腊的新财政部长，我一直在设计各种恫吓、诡计和外部选择等，试图借此获得我们所不应有的好处。

　　这样的判断简直是错到不能再错了。

　　如果说博弈论背景对我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也在于，它让我更加坚信，如果将希腊和我们伙伴之间的商讨当作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游戏，一个由恫吓和耍手腕决定胜败的游戏，那是不折不扣的愚蠢。

　　正如我当初时常会对自己的学生提起的，博弈论的缺陷就在于，它对参与者的动机总是想当然，因此过于忽视了。这种逻辑应用于纸牌游戏，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当前欧洲伙伴们与希腊新政府之间的商讨中，我们就必须铸造出全新的动机。我们必须获得一种全新的，超越国家分歧，超越债权债务界限，从整个欧洲角度出发的思考方法，将欧洲的整体利益置于最高点，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眼中只有政治，只有平庸甚至有害的信条，只有我们和他们的分野。

　　希腊是一个承担着沉重财政压力小国，没有自己的央行[微博]，被我们的许多伙伴看作是一个成问题的债权人，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我坚信，我们只有一个唯一的选择——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应该克制耍弄任何手段的冲动，相反，必须诚实地将希腊社会经济的事实介绍出来，将我们推动希腊重新开始增长的计划摆在桌面上，说清楚为什么这才真正符合欧洲的利益，让大家看到我们在逻辑和责任层面上不可能放弃的底线。

　　希腊现在的政府与之前的历届政府之间存在着两个最重大的差别：一方面，我们决心挑战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以重振希腊，以获得我们伙伴的信任，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样决心不能让希腊被视为一个只能被动接受必须承担的苦难的债务殖民地。对于陷入深度萧条的经济而言，最大程度紧缩的原则是荒唐的，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没有必要的苦难。

　　经常有人问我：如果要确保获得资金，唯一的选项只能是放弃你们的底线，接受那些你们认为一定程度上只能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措施，那你们会怎么办？坚守着我没有权力耍弄手腕的原则，我的回答只能是：我们已经提出的底线不会放弃。不然的话，那就不是底线，反而真的成了虚张声势。

　　可是，接下来他们又问：难道这不会让你们的人民承受巨大苦难吗？所以，你只能是在虚张声势。

　　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它依据博弈论，认定我们是生存于后果的暴政之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哪怕做了正确的事情，也只能是一种战术，而不是因为那是正确的。

　　希腊新政府将走出自己的道路，跳出这样的犬儒主义逻辑。无论面对怎样的后果，我们都将停止那些不利于希腊，也不利于欧洲的安排。自2010年，希腊公共债务变得无法偿付以来就一直在玩的“延期和假装”游戏将宣告结束。不会再有任何贷款——直至我们可以制定一个信贷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以偿还这些贷款，来帮助中产阶级重新站稳脚跟，来解决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也不会再有任何所谓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一味损害穷苦的退休金领取者，损害家庭小店的利益，却对大规模的腐败视若无睹。

　　我们的政府并不是在要求我们的伙伴允许我们赖掉自己的债务。我们是在要求再多几个月的时间来稳定金融，这样我们才可以履行自己的职责，推行属于所有希腊人的，会得到所有希腊人支持的改革，才可以让我们重新回到增长的道路上，重新获得偿付债款的能力。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跳出博弈论，是因为受到了一些极左翼理念的影响。并非如此。事实上，影响我们判断的主要是康德，是这位德国哲学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理性，什么是做正确的事情，以逃离利己王国的自由。

　　那么，我们是怎么确定我们结合了自己的底线的政策议程是符合康德的逻辑的？当我们直视着希腊街道上渴望的眼睛，当我们评估着希腊不堪重负的中产阶级的处境，或者，当我们思考着整个货币联盟，思考着欧洲每一处城市和乡村中努力工作的人们的利益，我们自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归根结底，只有将民众的利益置于中心，欧洲才可能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重新获得自己的灵魂。(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