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0日至12日在天津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副总裁朱民，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稻葵[微博]，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经济学教授KennethRogoff，美洲开发银行行长LuisAlbertoMoreno，日本内阁府副大臣西村康稔参加《全球经济最新动态》论坛并发言。

　　以下为论坛发言实录：

　　主持人田薇：今天参会的嘉宾有西村康稔先生、KennethRogoff先生、LuisAlbertoMoreno先生、朱民先生。

　　朱民：在不同的周期当中，发达经济体仍然在努力走出衰退，美国一路领跑，而欧洲和日本还没有完全走出来，而现在新兴经济体已经走过了周期的高点，所以新兴经济体有90%在过去18个月当中经济增长都在减速，所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处在不同的周期，这是接下来一年的特点。我们再想一想，一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也在逐渐的退出，也会对市场产生进一步影响，还有地缘政治的影响，大家必须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我认为接下来一年主要的挑战还是这样的。

　　主持人田薇：KennethRogoff教授，您觉得欧洲央行[微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KennethRogoff：首先欧洲仍然在挣扎的过程当中，而且比今年年初的情况更加糟糕，我非常同意朱民副总裁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对于欧洲来说，欧洲的增长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加疲弱，当然德国的经济状况会比边缘过程更好，但是欧洲的其他经济体的增长率会低于趋势增长率，我们晚一些会讲一下解决增长的前景，这些的增长前景是需要行动，这也意味着政治上的投入，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有一套这种政治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框架环境。

　　欧盟和欧元区，实际上本身都是一些进程，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已经有了很长足的发展，在世界论坛的讨论当中，我们都进一步的指出我们要借助欧盟货币政策的一体化，货币联盟，但是这样做的挑战非常大，我们要建立一系列的政治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是要求一些主权国家把自己的一部分主权让度给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这样是非常有难度的。

　　朱民：欧洲经济已经走出了衰退，我们需要需求方和供应方同时发力。

　　KennethRogoff：我们需要一个多管齐下的政策，上周我们看到欧洲央行表示，虽然并不是一个一致意见，但是欧洲央行已经表示，可能会执行类似量化宽松的政策，同时会在那些最虚弱的经济体去进一步的推动结构性的改革，因为法国、意大利加在一起已经占到了整个欧元区经济的1/3，但是他们多年都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提升他们经济上的表现，能够为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主持人田薇：他们不愿意用Q1量化宽松这个词，KennethRogoff教授美国经济更好，但是改善的幅度到底有多大，这对美联储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这种收购收购计划会有什么变化？

　　Luis Alberto Moreno：现在看来美国处于非常坚实的阶段，还有几个国家表现非常好，像英国，当然现在有苏格兰独立的表决即将进行，给前景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除了美国以外还有几个国家的表现也不错，美国从危机当中走出来，之后基础已经更加坚实，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也必须要谦虚、要谨慎，因为我们在考察美国复苏的时候，比如看一下美联储做的预测，我们看到美联储每一次发布的预测都在下调，私营机构以及IMF[微博]的预测，也是说明了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年经济低增长环境。另外一方面，如果负责能继续保持复苏的势头，我们必然到一个美联储必须加息的点，而市场还没有对美联储加息做好准备。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联储行长的预测的话，他们和市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市场没有对美联储的加息做好准备，甚至没有办法对此做出反应，要想收紧的话将会非常艰难。如果要有这样的行动的话决不可能是的一帆风顺，中国是稳定增长的阶段，实际上减速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主持人田薇：之前我们谈到了一个经济常态化的争论，您觉得货币政策常态化这个词您是如何来解读的呢？

　　KennethRogoff：我们仍然在走出金融危机当中，现在还没有到常态化的时候，而实质上更不能够谈这个概念，我们需要计算一下，如果我们等待时间太长，通胀失控再来采取措施，有多大的风险我们需要测算一下，世界已经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衰退，如果由于收紧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平缓，他们会遭致很多批评。

　　朱民：常态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主要是指退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这是非常大的议题，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不光对美国来说，对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有一个研究项目，一旦美联储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这是和美国增长率相一致的，如果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的话，这将是一个正向的冲击，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增长来说会是一个好消息，对全球增长来说也将一个好消息，但是如果美联储退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同时发生的话，并且与增长的前景不一致，并且和其他的几个问题出现共振的话，并且沟通不畅的话，就有可能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不光对美国，对全世界来说都会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全世界都必须要注意，全世界都要围绕着这个关键问题开展合作。

　　实际今天资产价格定价是全新的问题，我们看到债券市场需要进一步的清理，还有经纪商手中债券的存量已经达到了美国历史的最低点，意味着市场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各国如何做好准备来应对美联储退出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这样一个前景。所以这对于2015年的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主持人田薇：KennethRogoff教授请回应一下。

　　KennethRogoff：我觉得QE并不是非传统的现象，对于全球市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几乎加强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我们存在着各种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有人说不要担心，欧洲的央行会有QE，一切都会顺利的，但实际上资产的价格，还有很多的数据和信息都告诉我们，如果说这些利息上升的话，这个时间过长，联邦的人员在进行预测的时候，就是说这并不是我们所预测的，因此会给系统带来很大的冲击。

　　朱民：的确这是很重要的，提高利息会有好几个影响，利息增加的时候，资产必须要重新定价，因此会造成资本重新流动，重新定位、重新定价，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去年的5月份就看到了，在今年2月份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第二点更重要的一点，如果说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利率本身也是波动的，而波动的利率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杀手，因为对那些短期的资产持有者他们不知道如何来持有自己的资产。

　　还有一点，利率上升之后会对于政府的债券带来基本的影响，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2007年，所有的那些发达国家的GDP增长大概占用的在GDP当中的速度大概是70%，那么在今天的情况，这个债务在GDP当中的比重是多少呢？以后大家了107%，所以在发达国家当中的增长速度达到了50%以上，他们怎么才能够支付自己的债务呢，必须要用GDP值的2.9%，所以这个债务是增加了50%，但是利率的支付则是不变的，因此利率的增长会对政府的财政政策会产生基本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主持人田薇：我来问一下其他的嘉宾，看一下日本，每一个人都在说量化宽松政策，当然我们大家也知道，第三个政策，首相很快会推出，我想问一下，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这个政策是否会成功？当然根据目前您所来自的这个部门，您肯定会说这会大举成功，但是现在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有什么样的利弊，有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

　　西村康稔：谢谢主持人！很抱歉，我是唯一一个要借助翻译来发言的，我造成的不便请大家谅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当然愿意在美国留学了，但是当时没机会。

　　日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首先就是要摆脱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经济就意味着名义GDP增长速度会持续的下滑，而且不存在着经济的稳定性和社会的稳定性或者是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因此我们必须要确保名义的增长能够回到正常的扩张的轨道上，而且货币和财政政策如果能够顺利的话我们可以摆脱通货紧缩，所以这就是一个增长性的政策。

　　第二点，我们究竟在做些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为了保证供需之间的平衡，是为了足够的供给，因此我们能够降低价格，这导致了通货紧缩现象。现在我们正在解决供求之间的差距，希望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加强供给，也就是说要提高供给面的生产率。换句话说，供给面的利润率将会增加，当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时候，如果说利润率能够增加的话，这将能够导致经济出现一个积极的增长周期，比如像红利、资本、投资等等。而同时也能够改进其他的措施的效果，除了这个红利之外，由此能够加强经济增长的基础，由此能够刺激消费力、刺激投资，所以能够进一步增强生产性的活动，因此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去实现经济周期积极的增长。

　　如果有了更好的周期，工资能够上升，消费力能够增强，而且企业的表现也能够改善，研发方面的投资、资本的都会顺应的增加，所以我们也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加，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成功，而且我相信一定能够成功。

　　主持人田薇：又是一个理论性的研究了，非常了不起的理论，但是现实究竟怎么样呢，提高税收的政策是否是正确的，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政策，像外交政策、核政策，这些是不是会影响首相的经济增长的执行，因此是不是真的会影响他的经济提议呢，并且会影响可能的成功呢？

　　西村康稔：税收政策，以及税收和消费税的增长，我们的确在这么做，曾经也做过，而且根据我们政策的研究，我们会有第二轮的消费税收的增长，预计会出现在明年的10月份，这将会给我们带来社会保障的来源，包括医疗保险，还有儿童的保障，这种社会保障政策是不可能通过债务来维持的，如果单纯的通过债务的话是不能够持续下去的，而且也会损害国家债务的可信性，因此这种持续性能够确保社会保障，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改进财政紧缩政策，所以我们在提高税收，但同时也必须要确保经济的活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将会进一步的降低公司税，减少到德国的水平，大概是6%。

　　您刚才提到我们的核政策，的确是会成为组织投资者投资的原因，这是因为能源的价格会增加，这是因为其他的核合作伙伴，除了那些受到，甚至不是那些受到核事故袭击的合作伙伴，影响了合作伙伴，也会停止核力的研究，因此会给我们的带来很大的损失，大概是6万亿元，当然对于我们核生产来说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安全标准是全球最好的。如果达到了核安全的标准，应该恢复生产，这样能够降低能源的价格。

　　主持人田薇：有关我们的外交政策，您刚刚提到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为了改进这个关系，没有必要非要提到中日之间的关系。

　　西村康稔：日本、中国，日本、韩国，如何改进这个关系，如果说的确存在着一些政治的因素，或者政治的影响会影响经济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希望把政治核经济能够分开，的确存在着微妙的问题，我们只能够放在这个空间解决，换句话说，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真诚的诚实的面对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将积极的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这是肯定的。

　　主持人田薇：部长，我们并不是在问地缘政治会是否影响日本的经济，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回答，我待会儿再请他来解释一下。

　　KennethRogoff：当我在看日本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影响，我很难想象日本怎么能够在长期获得经济的复苏，如果日本继续坚持这种不允许更多移民的政策，当然最开始是从建筑业的开始，还有进入了医疗行业的部门，我觉得这的确是日本现在存在着的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主持人田薇：即便您之前没有在美国学习过，但是的确美国的一位教授现在在向您发问了。

　　西村康稔：有关移民，的确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人口长期的缩减的确对日本是一个挑战，而且对于未来来说其他的国家也不例外，因此在2050年，目前的1亿2700万人口，将会减少到亿万人口左右，这是长期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改进经济增长的效率，同时要去让那些不愿意就业的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上，同时要改进现有的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并且改进生产率，同时也要去确保能够尽可能的扩大劳动性的潜力，这是我们安倍的内阁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主持人田薇：请来自中国的李教授说一下，首先想请您说一下大成刚刚所提到的，特别是提到的日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否会真正的影响邻国的经济，包括中国的经济？

　　李稻葵：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想再尊崇我的好朋友朱民的榜样，我想先来提一提美国的经济，我觉得每一个人似乎都过于关注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我看来，从GDP的增长值而言，以及在金融市场的表现而言，美国的经济复苏相当不错，经济增长非常好，GDP的增长值可能是3%，也许2.8%，也许是2.7%，基本上离3%差上下，金融资产也是不错的，房地产也在复苏，失业率不管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的确是在降低，但的确美国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社会性的问题，劳动力的参与度非常低的，历史以来最低的水平。所以在美国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来分析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不足两个月之后，所以我认为这是给KennethRogoff教授的一个问题，如果在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党人获得很好的结果，那么财政政策将会转入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在大幅度的减少，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大幅度的减少，所以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非常大了变数。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我们还要考虑财政政策，就是说我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把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财政政策之上，并且明年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主持人田薇：美国、中国、日本，年中还是年底，这是另外一个情况，请讲中国的情况。

　　李稻葵：中国、日本，毫无疑问，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对于两国的经济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而对于日本经济的不良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增长，中国经济也在减少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而对于日本来说，我们不能够说同样的话，所以非常让人遗憾的是，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没有处在很好的状态，不管你站在哪一边吧，大家可以互相的责怪，但是在我看来，日方过于咄咄逼人，并没有做出有益的举措，不愿意承认现实，像这些岛屿争端。实际上承认现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果能够面对现实的话，我觉得这点首先得要由日方来做到。

　　主持人田薇：在这儿我不希望把今天的讨论变成一个地缘政治的讨论，但是我仍然要足够的公平，这样能够让经济省大臣对李教授做一个回应，然后我们再来谈中国的问题。

　　西村康稔：谈到岛屿争端，我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争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这是我们的政策。当然您讲了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相比，日本经济负面影响更大，感谢您对我们的担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努力增强日本的竞争力，同时我们也要努力的走出通缩，如果不走出通缩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带来这种刺激增长的政策的好处。由于价格的下降，抵消了货币供应增加的效果，如果不走出通缩的话，我们这些产业政策、经济政策就不会有效，走出通缩是我们政策的一个重点，您对于日本经济的担心我们也完全理解。

　　谈到中国的统计数据，专家可能会有一些质疑，比方说货运量和用电量，以及中期和长期的资本投资，也许李克强总理的表述才是更加权威的，所以人们有可能对于中国增长的前景也会有不同的想法，特别是中国如何去避免中等收入陷井。

　　主持人田薇：随着工资的增长，中国的竞争力有可能会下降，所以中国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能做到吗，这是一个疑问。结构性挑战，在世界上我们都面临着这样的结构性挑战，李教授能不能回应一下，因为刚才大臣先生也讲了一下中国面临的挑战，李教授愿意回应一下吗？特别是我们考虑到目前的反腐行动，早些时候已经有一些外方人士对李克强总理提问，是不是反垄断是针对外企的，所有这一切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目前这个阶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还是相当好的但是已经失去了过去最高的那种增长率。

　　李稻葵：能够和日本的经济省大臣坐在一个讨论组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可能看起来对于中国经济了解程度比对于日本经济了解程度更深入，这是可以的，从经济学家角度说，我非常欢迎外部人士对于中国经济感兴趣，对于中国经济问题感兴趣，很欢迎。中国经济正处于艰难的富有挑战性的转型当中，这样的转型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引擎，要让新的引擎去替代过去的引擎，而另一方面，也必须要进行机构改革，根本意义的机构改革。

　　过去的两个增长引擎是出口加房地产市场，这两个增长引擎正在逐渐的淡出，让新的增长引擎替代，而新的增长引擎正在逐渐到位，这恰恰揭示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减速。我认为目前的减速是暂时性的，换而言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U型的挑战，就是说从10%的增长率降下来，降到7%、7.5%之间，如果所有这些改革都能够成功的话，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比现在的基础有所增加，因为中国的人均GDP现在只由美国人均GDP的19%，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潜力才进一步的增长，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什么呢？首先是基于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种基于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正在逐渐的到位，但是基础设施的融资必须要有根本性的转变，从短期的银行融资转变成为长期性的债券发行、低息债券的发行，这场改革必须要完成，来刺激这个新的增长引擎的到位。

　　第二个引擎，是私人消费。私人消费正在逐渐的复苏，就GDP的占比而言，私人消费每年在增加0.7%的贡献率，在今后的3—5年当中，私人消费的占比可能逐渐的能够上升到占GDP的50%，现在仅仅是占GDP的30%到35%。

　　第三大增长引擎，是我称之为中国经济的绿色化、中国产能的绿色化，从钢铁到石化、到电力行业发电，所有这些行业都需要巨额的投资来升级他们的生产能力。

　　而就改革而言，我认为有两个改革的步骤，中国现在正在走第一步，那就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改革，来清理政府的行为，打击腐败，同时大幅度的减少政府对于经济事物的干预，特别是这种审批制的干预，以及对于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

　　目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在关注中国的法治系统，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的出台，会勾勒中国全国法治系统重大的改革，这将对于在中国经商的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改革的第二个步骤，我认为将会在今后几年当中出台，将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的尝试，刚才大臣先生也讲到了国企需要改革，在中国的改革一般是按部就班开展的，在目前这一轮改革当中也是按步就班的。目前重点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正在逐渐的到来，因为现在很多官员，坦率地说，他们需要从一种过去的经营模式，和企业打交道的模式，转向新的模式，他们有一点不知所措。在这种新的模式当中，监管是基于规则的。

　　主持人田薇：这样的改革正在发生，我们都期待着十八届四中全会这样的政策出台，接下来就会有这样的文件。朱总裁，您是代表IMF的，您对于中国经济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您如何看待这些政策上的行动，像反腐倡廉、法治建设、反垄断，您觉得这一切对于中国整个经济增长大的环境氛围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朱民：今天非常清楚的是，经济要想健康增长的话，需要透明度，需要良好的治理结构，需要良好的机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能够容忍腐败的，而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主题，中国现在非常重视打击腐败，通过打击腐败来确保透明度和良好治理的到位，这会为未来健康的增长铺平道路。

　　主持人田薇：李教授说的有一个时间表吗？李教授，实现这一切有一个什么表吗，还是已经实现共识了？

　　李稻葵：我认为各个改革的事项是有时间表的，比方说在金融市场改革方面，有一个三年期的时间表，通过三年期会让存款的利率能够放开，现在贷款的利率已经放开了，然后在这个资本项放开这方面我们也听到有一个三年期的时间框架，能够让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放开。

　　但是对于政改而言，我现在并没有了解有哪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框架，因为执行改革是有难度的，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去做，摸着石头过河，就像邓小平先生几十年前说过的那样。

　　主持人田薇：我们现在来讲一讲拉美，在拉美有没有这样的时间表？现在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对于拉美的影响。

　　Luis Alberto Moreno：你刚刚讲的情况是20年前拉美的情况，拉美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免疫，不会说中国和美国有风吹草动拉美就会感冒，如果您看一下25年的时间框架的话，拉美爆发30场金融危机，我们从一个非常反面的角度学习到了教训。在过去十年当中，在拉丁美洲，整个经济的规模达到了原来的3倍，而且出现了很多因素，特别是在南美洲，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商业周期，是和中国相一致的，主要是由于中国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而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当中，仍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经济的影响，和美国经济同步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到中美洲、墨西哥，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国家经济发展较好，南美洲有一些例外情况。而且我们人口结构是非常健康的，并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平均年龄27岁，我们没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有重组的能源、有重组的资源，我们的消费者市场在逐渐的壮大。

　　毫无疑问，这种顺风结构的改变意味着拉美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的改革是需要假以时日完成的，这样的改革需要一定时间来体现他的效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拉丁美洲需要提升其生产率，如果你看一下过去20年发展的历史的话，我们生产率的周期基本上是一条平行线，因此如果说要想引入美国的增长生产率的模式，如果用到拉美的话，基本上增长速度会达到2倍，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投入人力资源，提高我们教育的质量，在整个系统里都这样做，在所有的国际评分来看，我们基本上是处以比较低的水平，特别是根据OECD国家的标准，我们创新的速度要做的好得多，这是一个全球创新的时代。在创新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对这个进程有很多的摧毁。

　　另外，还有劳动力的市场是不是真正的有效率，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落后很多，而相比之下比如说和中国做比较，我们可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还比不上中国在过去10年当中的1/3。所以总而言之，一方面对于投资来说我们有大量的机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日本经济、全球经济来帮助我们，但是与此同时今天的情况和过去很不一样，因为我看到，有相当多的增长可能也可以来自我们自己的国内经济、国内市场，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国内的宏观的经济稳定性。

　　最后我想提一提刚才朱民和KennethRogoff都提到的，就是一旦美联储开始整合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会对利率产生影响。如果大家看一下拉美的那场大危机发生之前，绝大多数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流动性在减少，这是由于利率增长造成的，因此造成了资本配置不当，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显然我们很多债务都已经转移到了国内的本地的货币当中，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但是显然利率还在增加，而且增长的速度会影响经济增长，从2015年到以后都是这样，您是怎么想的。

　　刚刚有教授也提到了这个观点，我们看看美联储做些什么，我们看每个国家都做好准受适应市场的变化，从而能够通过自己的央行进行预测一下，预测一下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拉美是否做好了准备。总体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但是一些大型的经济体，有一些可能准备的不太足，有一些准备的比较好，基本上如果你看一下墨西哥正在进行经济充足的改革，就在这些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比如说美国的改革就给自己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好处，还有其他的国家，如果说他们能够按照自己重组的结构来走的话，会带来我好的效果。

　　朱民：我知道您是经常去拉美出差的，我很同意我的朋友的观点，我觉得美联储的政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就像刚才路易斯所提到的，关键的一点不仅仅适用于拉美市场，而且所有的经济体都必须为未来政策的改变做好准备，要确保能够保持自己的利率，保证自己的汇率符合市场的需要，同时保证自己的赤字不会太多，所以要做好这些准备。在过去的18个月当中，这个地区进行了大举的经济重组的改革，解决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当然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是不均衡的，有些慢一点，有些快一点。

　　主持人田薇：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神贯注的在听，很希望能够聆听大家的真知灼见。下面我想先问一些问题，然后请我们台下的观众提问，这样大家都能够进行交流。我们提到了很多国家、很多区域，我们的嘉宾进行了大量的分析，但是的确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来探讨一下，比如说QE政策，是否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拯救世界，或者说这个政策只不过是在延长我们应该解决的真正的问题，在自己的经济里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地缘政治是否会真正的深刻的对经济产生影响，比如说日本、韩国，日本、中国，或者俄罗斯和西方，所有这些是否会对我们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政治在不同的国家，有的在不断的演变，是否会产生影响呢？与此同时，创新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增长引擎？这些问题我自己没时间问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更好的来问这些问题。

　　听众：我叫罗伯特，来自澳大利亚。刚才有一位嘉宾提到了墨西哥的结构改革，显然这是目前全球进行的最大范围的结构改革，是否可以给我们评价一下，如何和墨西哥政府一道进步的进行结构改革？

　　主持人田薇：很多各地政府都不愿意进行结构性改革，我们如何和这些政府进行合作？

　　KennethRogoff：也许我说的话让大家比较失望，就是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的改革是缺位的，在美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结构改革的倾向，像欧洲、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法国，基本上什么也没做，当然每个人都会说没事，我们能够做到像瑞典一样，因为瑞典复苏的速度相当快，但是瑞典实行了政府的裁减，实行了大量的结构改革的措施，现在瑞典的经验已经传递了很多州还没有兑现。

　　朱民：我觉得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关键一点就是要改革的是什么结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是一点，还有基础设施投资、养老金改革等等，所以是不同的方面，需要有不同的技能、不同的政治基础，但是关键的一点是，必须要了解究竟有哪些结构出现了变化。

　　李稻葵：简短的说一下如何来促进改革，现在影响改革重大的因素就是媒体和公众的舆论，和媒体的描述，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均衡的、耐心的、长期的视角才能够积极的促进改革，是有支持性的。另外，一个目光短浅的、负面的，只是去关注任何改革的负面的预期不到的后果的话，而且如果是来自媒体的话，会阻碍改革的进行。

　　听众：我想问一下西村康稔大臣日本的问题，现在日本的工资水平终于开始上升了，这是好消息，但是不幸的是物价也在上升，同样也是因为日元的贬值，由此导致了真实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是要低于7月份的水平，因此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负增长，就是负的1.1%，根据高盛的预期，就意味着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目标并不能兑现，您是怎么看的？

　　西村康稔：我的结论是这样的，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有关工资，2.3%的增长速度这个是经过了17年才实现的目标，我们试图来解决价格的问题，如果说价格不断下滑的话，消费税会进一步的增加，这样的话价格是在上升，所以我们觉得工资的增长速度将能够超出物价上涨的速度，在多年间能够实现，因此会出现一个积极的周期，企业的利润会增长，因此，工资会增长，这是启动的一个积极的周期。

　　主持人田薇：女士们，先生们，刚才我们听到了一段很精彩的讨论，大家讨论全球2015年的经济前景，台上的各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和自己的建议，我觉得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负起责任。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