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忆宁

　　我到访美国之前，卡拉·希尔斯(Carla M. Hills)已经知道我将到美国做两党的调研。通过邮件，她邀请我6月5日上午到她的办公室参观并一起吃午饭，她的丈夫、曾担任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罗德里克·希尔斯(Roderick M. Hills)也一同参加。

　　卡拉曾任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及美国贸易代表，她在1993年创建了名为“Hills & Company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的公司，这是一间在全球范围内帮助企业扩大贸易和投资的公司，客户包括可口可乐、宝洁、诺华制药、高通[微博]和波音等等，卡拉是公司的CEO。公司坐落在华盛顿特区第20街名字叫“Lafayette Center”的大厦中，规模很大，占据了大楼的一层。

　　卡拉邀请我参观了她的办公室，我一眼看到了当年卡拉代表美国政府与中国就知识产权谈判时，老布什总统送给她的那个传说中的“撬杠”。它被镶嵌在一个很大的像框里，挂在靠门口的墙上。除了这根“撬杠”令人感到很硬之外，应该说这是一间经过精心布置并透出主人品味的办公室，富有独特的女人味，西式家具与中国传统家具混搭，不仅恰到好处且温馨极致。

　　餐厅在 Lafayette Center的旁边。显然，卡拉是这里的常客，我们在接待员的引领下来到预订的座位，卡拉的丈夫已在等候。在去往餐厅的路上，我们谈话就已经开始了，话题从两党的关系谈起。

　　美国两党关系日益糟糕

　　卡拉：欢迎你！现在两党的关系非常糟糕。当年福特总统住在华盛顿的时候，他的隔壁邻居是民主党的首领，而他们两家的关系非常好，他们的妻子还互相送对方的孩子上学，一起做很多事情。而现在，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了。首先，不同党派的人根本不认识对方，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们都不愿意搬到华盛顿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彼此都希望能够通过行动来取悦自己党内的实权人物，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冷淡处理与对方的交流。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人们对于目前这种拖延处事的态度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政府仍旧没有出台今年的财政预算，对于众议院来说，这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

　　《21世纪》：您刚刚提到两党党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骤变，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改变？

　　卡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重新划分了选区。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坐下来共同商议的结果，这片选区是你的，那片是我的。划分选区不是因为通常讲的地理概念，比如这个镇是圆的，那个是镇是三角形的，而是因为我的人都住在这里，所以我很清楚他们在想什么，这样就能保证我的竞选不会输。

　　罗德里克：现在的选区划分不再是根据居民数量、城、镇、村这些指标来进行，而是根据这个区域内居住的究竟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这样实际上也就确定了民主党人的聚集区和共和党人的聚集区。这样划分的结果是，在进行选举的时候，他们已经清楚知道这个选区是哪一个党派的人占了大多数。所以他们不用担心这个选区本身，而可以集中精力去攻克那些态度极端的人士和党外边缘人士，因为那些人的选票是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

　　卡拉：第二个原因是选举的成本很高。你需要花费很多的财力去登电视广告、去游说，但更大的成本是时间成本。他们为了保证能在自己的家乡赢得胜利，不得不频繁地回到家乡，要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到华盛顿来。通常是议员们周一来华盛顿，周四就得回到家乡。只有周二、周三两天时间，而这两天时间里议员们要处理很多事情，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和其他的议员交流，就更谈不上花时间去建立友谊。

　　罗德里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美国现在的政党政治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政党现在无法选出自己想要的人。比如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很好的参议员叫Richard Mourdock，华盛顿的人都非常支持他。但他在自己的家乡，甚至没能获得党内提名。原因是，现在政党在党内提名时倾向于选择一些极端的人。在州一级选举时，如果你的政见相对来说比较中性，最后一定会丧失政党的支持。可能美国是世界上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国家，政党根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想要的人出来。所以无论这位参议员有多好，在印第安纳州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一小撮持极端政见的人给雪藏了。

　　《21世纪》：美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政见非常极端的人呢？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卡拉：现在不同政党的人接触机会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张，更多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和自己党派的人聚在一起吃饭。不仅如此，美国出台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就是你和什么样的人吃饭也会被算作是“被游说”，所以大家越来越谨慎。过去，人们常常邀请大家去自己家里吃晚饭，而现在，除非是在商务部或个别组织举办的会议晚宴上，大家才可以相对自由沟通。

　　罗德里克：我和卡拉在39年前来到华盛顿时，我们完成在政府的第一届任期时，或者在我们政治生涯的其他重要时刻里，通常会有几十个议员聚在一起打网球、一起吃饭等等，大家互相之间都是朋友。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美国人民都非常厌恶两党之间无法沟通、无法推动事情向前的状况。我认为，以前那样的时光一定会回来的。现在，就有一个与移民有关的法案，两党都参与了讨论，我希望这是两党关系得以缓和的契机。

　　许多急切需要改变的事情都搁置了

　　《21世纪》：国会里关于预算的争论，几乎把全世界的人都吓出了冷汗。尤其美国作为世界的第一大经济强国，如果两党就预算不能达成协议，导致联邦政府关门，大概整个世界都会不懂，为什么要玩这场政治游戏。

　　卡拉：首先我要说的是，不是如果两党不能达成预算案，政府就要关门，或是无法运行下去。现在的状态是，没有一个统一被认可的预算，政府不能明智地花钱。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需要出钱修建一条路，但是由于预算没有通过，政府就拨不出这笔钱。又比如，在教育上需要投入更多的钱，但预算没有通过，这笔钱也拨不出来。所以说，美国没有一个两党通过的预算案，不意味着政府要关门，而意味着政府不能够像一个明智的商人一样去运营和管理这个国家。

　　罗德里克：首先，国会不能通过预算案，并不等于政府没有一个预算案，而是政府没有一个新的预算案。所以政府只能按照过去花钱的方式继续往前走，没有办法去回应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种新发现的问题。表面上看，两党的分裂是由于一小撮人的存在，他们是共和党内非常顽固、非常保守的人。但事实上，如果现在政府是共和党的政府，那么民主党派那些非常左派、非常自由的极端人士就会成为新的问题。所以事实上，问题还是分裂，而不是某一部分人。

　　现在华盛顿的人已经非常厌倦那一小部分人，因为他们的原因，许多急切需要改变的事情都搁置了。比如说，1931年我出生的时候，美国没有社保，两年之后建立了社会保障机制。而在当时，美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是65岁(卡拉说是53岁)。但无论如何，今天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可以达到90岁(注：CIA数据库数据显示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8.62岁，全球排位第51位)，所以不可能按照与当年完全相同的社保制度支付和运行。而现在民主党根本不想改变每一个人能够得到的社会福利，而共和党的人则是不想通过征收更多的税收等方式来增加人们的社会福利。于是双方就僵持下去。

　　《21世纪》：现代西方政治学的主流观点认为，一党会带来诸如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而两个以上的党派存在是最佳设置。但是，为什么符合西方模式的美国现在却变得更加没有效率呢？

　　罗德里克：从长期来看，民主制度在美国历史中还是非常有效的。民主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尽管现在存在很多问题，但事实上在历史中曾经有比现在更糟糕的时期。但是，民主系统本身具备自我修正的功能和机制。就现在的状况而言，无论是共和党的茶党，还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他们都认为自己不需要做任何的妥协，就能使自己的想法战胜其他一切与其观点不一致的力量。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总有一天会破灭，届时他们会醒悟过来，双方需要做出妥协，这个国家因而会逐渐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卡拉：我同意罗德里克的观点。我认为民主制度在防止腐败等方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而从历史上来看，相对威权的制度也确实有它发挥优势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了一个非常英明的统治者，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独裁制度似乎比民主制度更加好、更加有效。但是，从长期历史角度来看，大部分情况下独裁统治并没有优于民主制度。因为一个明君很快地就会被一个暴君所替代。而在现代社会，独裁情况会造成很严重的腐败。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为了能够进入核心的统治圈，常常需要为别人提供一些好处，比如金钱、比如把他的孩子送入好的学校。

　　他们未必最好，但一定都是好的

　　的人送到巴哈马去当大使，但绝对不会送到中国或者日本去当大使。我和罗德里克在福特时代就开始任职了，当时我在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工作，罗德里克则在美国证券委员会工作，在这两个部门中，的确都有人是因为在竞选中做出了贡献而被选入，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而担任主要负责人。

　　如果将当选的总统比喻成垒球队的队长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将技术不够的人放在击球或是需要奔跑的核心位置上的。而总统在组阁的时候，内阁一共就几个位置，为了能够实现自己任期内的业绩，他理所当然地会选择能力最强的，或者已经工作较长时间证明自身能力的那些人，从而让他们为自己创造业绩。或者再换个比喻，如果将内阁比喻成一个篮球队的话，总统会选择那些跳得高、跑得快、投篮准的人，而不会选择那些个子矮、跑不动、投不准的人。

　　罗德里克：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总统组建的内阁都是一样的好，或者大家都认同。福特总统组建的内阁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老布什总统组建的内阁也非常好，尼克松总统在他第一任期的内阁也非常好。

　　卡拉：当年我在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工作时，整个部门全国大约有8.7万工作人员，但整个部门只有3个人是由总统任命的，且这个任命还必须得到国会的认可。我是这三个人其中之一。事实上，如果想要推动事情向前，总统必须找到激励这8.7万人的做法，而不可能单单依靠这三个人。因此，我们不要仅仅关注由政客任命的那些人，而应该注意到还有一大批能力很强的政府公职人员。其实在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就是竞争。如果我是一个民主党的人，我发现共和党的人做了一些不正当的事情，那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四处宣扬，告知全世界。反过来如果我是共和党的人，民主党的人也会对我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在民主制度中，“看门人”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在别人的监督之下，大家都会非常谨慎、非常自觉地去做正确的事情。

　　罗德里克：不仅如此，在美国公职人员是受到保护的。如果他们犯了工作上的错误是可以被开除的，但仅仅因政见不同是不能被开除的。

　　《21世纪》：罗德里克，您刚刚提到，现在党内都不能将最优秀的人提名成为总统的候选人，那么美国怎样才能保证是最优秀的人在治理这个国家呢？

　　罗德里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指出的是，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未必是最好的，但最终能被提名的人，一定都是好的。他们可能不见得是最聪明的人，但他们一定都是非常聪明的人，这个系统还是能自洽与自我纠正的。比如说奥巴马、罗姆尼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就我的观点而言，我可能觉得有比他们更好的人选，但他们已经是不错的人选了。

　　《21世纪》：我们换个话题：二位此前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在每一届新总统上任后都要任命新的内阁，作为总统，他如何任命自己的内阁成员呢？总统优先考虑的选项是在竞选过程中为竞选出力的人，还是确有能力的人呢？

　　卡拉：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的确会有一些人因为在竞选中有贡献而得到任命，

　　比如说成为大使，而这种任命一般而言都不是核心与重要的岗位。比如，总统可能会把在竞选中给了很多赞助

　　不在政党内部，而在政党之间解决问题

　　《21世纪》：我有个疑惑，有些人宣称自己是两党的终身党员，而有些人虽然投了一个政党的票，却说自己只是倾向于某个党派。美国两党对于党员究竟如何界定，终身党员又是什么？

　　卡拉：在美国，你属于哪个党，只是个人的决定。事实上，在美国可能只有10%的人是铁杆的民主党人，另外有10%是铁杆的共和党人。大部分人则是处于中间的位置，他们被称为“独立的部分”。

　　罗德里克：这正是美国政治的优美之处。无论哪个党想要上台，必须要获得中间那部分人的支持。而一个人究竟是哪个党的党员，事实上是非常随意的事情。例如，你想要参加初选，你可能要填写自己属于哪个党派。我是一个共和党人，但是我可以投民主党的票，注册登记成民主党人，也可以投共和党的票。甚至可以一段时间内是民主党人，随着观念的改变，比如和民主党纲领不一致，又转而变成共和党人。

　　《21世纪》：问您一个私人的问题，您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卡拉：大部分人会认为我是共和党人，因为我曾在两任共和党人政府的部门任职。而且我注册的是共和党人，但是，这还要看未来共和党人的情况。

　　罗德里克：现在有很多共和党人都对共和党不满意。比如参议员Robert，他曾经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而前不久，他在电视上说他对共和党现在的运营非常不满意，这也代表了现在很多共和党人对于共和党的不满意，因为有茶党的存在，使得现在的共和党几乎都找不到方向了。

　　《21世纪》：既然连共和党自己的党员现在都对自己不满意，共和党党内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民主党人有没有找到路径去解决类似的问题呢？

　　罗德里克：我认为政党本身可能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内部机制。参议院议长是民主党人，他很想解决一些问题，需要寻求大家的认同。但共和党人在众议院中占大多数，所以大家并不支持他。虽然议长在国会外有很多支持者，但他并没有办法得到国会内部统一的意见。所以事实上，在共和党内部，并没有这样一个机制来约束大家，解决这一问题，以达成一致的意见。

　　卡拉：可能我们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或机制来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组织内，确实有很多人去尝试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由于国会的座位是两党各占一边，所以如果想要政党内做成某个事情的话，必须要跨过政党的走廊，使政党之间能够沟通和交流起来。常常会有一部分共和党人和一部分民主党人进行沟通，希望两党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政党内部绝对不会有像政府一样的运作机制。比如，总统遇到了一个交通的问题，他就会立即命令手下的官员去解决这个问题；在政党内部则不可以这样运作。

　　《21世纪》：美国的共和党或民主党有没有一个内部的反思机制？

　　罗德里克：最简短的回答是没有。在美国，很多的事情是付诸于公众的辩论的。在这场辩论中，人民的参与、媒体舆论的参与都非常重要，最终会形成一个公众的意见。而两个政党则会竞赛，看谁能更好地回应公众提出的要求和愿望。目前很多人都对共和党不满，现在就要看共和党会如何回应，是我行我素，还是根据公众的意见做出改变。如果它不做出改变的话，最后就会被社会所抛弃。现在甚至已经有人在讨论共和党是否有救的问题。如果真的无可救药，美国可能需要一个新的政党。因此，我认为不存在政党内部的一个纠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