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川
哥本哈根市中心,一座灰白色建筑前,一群来自中国的客人绕过旋转门,走进了一座丹麦银行家曾出没的大楼。如今这里早没了银行家的影子,但“绿色”成为了这里的主题。
“欢迎来到丹麦环保部。”丹麦环保部官员、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欧方秘书处主任亨利克·迪西(以下简称迪西)提着浅棕色的公文包微笑着,迅速的打开幻灯片开始讲解丹麦水管理与水处理的经验。
幻灯片快速闪过,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丹麦所用水100%来自地下水;“自来水比瓶装水还要好”;水价高达50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55元)一立方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水处理、水管理以及水监测技术创新公司众多等等。
在水资源保护中,丹麦一直十分活跃。2012年由丹麦的环境大臣伊达·奥肯率领包括迪西在内的官员以及商人密集前往中国寻找水领域的合作机会。今年,5月中旬在上海举行 IE Expo 2013中国环博会上,丹麦众多水处理企业又频频亮相,谋划着中国水处理“江山”。
“丹麦太小了,我们必须走出去。” 推广绿色经济的丹麦官方机构绿色国度(State of Green)水项目官员坦尼娅·雅各布森 (以下简称雅各布森)向本报记者表示。
水价收入的50%用于污水处理
在丹麦水价是出了名的贵,以首都哥本哈根为例,一立方米自来水的价格合约为人民币55元,是北京水价的13倍。
“贵,当然贵。我每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节约用水,尽量少交一点水费。” 雅各布森对本报记者表示,洗菜洗碗时尽量把水龙头的出水量调至最小。
因此,可以说丹麦的水价格机制对水资源的调节起到了作用。
“显而易见,人口的增长并没有推高水资源消费,最主要原因就是1975年后我们引入了更全面的水税费。”来自丹麦 VCS水厂的负责人亨利克·尤尔(以下简称尤尔)对本报记者表示。
但在高昂水价面前,丹麦人并未过多抱怨。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节约用水的宣传期,几乎到处贴海报、召集居民开会学习。”尤尔表示,当然高水价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采取逐年提高的方式。
高水价自然要保证水质安全。
“我不怎么买瓶装水,都是直接饮用自来水。”雅各布森表示,得到高质量的水后,自然也不会去抱怨水价的昂贵。
这种对政府的信任源自透明与开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时至今日丹麦还会偶尔面临一些水质污染事件,但是居民依然具有安全感。
“因为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主动告知居民某一区域水质污染,不要直接饮用。” 雅各布森描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雅各布森负担的55元人民币每立方米的水价中大约由四部分组成:自来水价格本身(处理和输送费)、污水处理费、消费税以及水税等。
“这个价格完全反映出了用水的真实成本”,尤尔表示,55元中的近50%都会用于污水处理。
“丹麦水处理公司带有公共职能的性质,有法律规定水处理公司不能盈利,仅能保证收支平衡。”尤尔对本报记者表示。
此外,丹麦的水价并不固定,它随着每年的实际情况浮动变化,比如水处理公司由于技术的更新导致水处理效率提高,那么到消费者手中的水价也会相应的降低。
如果从提高效率的层面出发,丹麦2400家私人水处理公司以及92家政府拥有的水处理公司之间存在竞争。
“每年年初,每个水处理公司都会给当地政府提供上一年度的水处理情况报告。如果政府评估认为某一家公司水处理的效率超过了我的公司,政府在来年的水处理业务中就不会考虑我了。”尤尔指着远处正在工作的污水处理设备表示。
严格的水质监管体系
保证丹麦人能够喝上安全的自来水仅需两道工序:气泡除味与过滤净化。
“只要经过这两个工序,水就可以通过地下管道进入用户家中。” 位于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市东郊水厂的工程师克里斯钦·布伦马克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绝不使用氯气消毒,对此丹麦法律明令禁止。
这两道工序背后是完善水保护措施以及庞大的水质检测监管系统。
自1971年丹麦政府设立环境部,环境部就开始制定各种严格的法律和政策,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物的排放。在保护地下水资源时,当局多采取以预防为主的措施,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阻止其渗透和污染地下水。
经过多年的努力,丹麦形成了三级职权分工体系:第一是全国层级整体规范和立法;第二是区域层级,即国家规范之上提高标准;第三是当地层级(指市政府)负责执行。
“这些散落在水厂附近的黑色小屋子里都是地下水监测井”,布伦马克边说边掏出钥匙打开了一个黑色小屋子。
在这个不足2平米的小屋子的地上有两台水泵,“两台水泵都是全密封,需要检测时便直接从中抽出两份相同的水样本。一份样本送往我们水厂的实验室,另一份则送往第三方独立的实验室。”布伦马克表示,每14天取样一次。
此外,丹麦花费多年时间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地下水检测网络。
“当然成本也不菲。” 丹麦恩维丹公司水务专家严斯·尼尔森对本报记者表示。
目前,丹麦设立了7个地方环境监测中心,对责任地区内的地下水进行检测。所有相关数据都会在丹麦地质调查网公布,以便民众及时了解当地水资源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