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龙

　　由于东亚及南亚地区存在巨大发展机会，这个地区正在成为各种力量博弈的竞技场。而美国的“战略东移”和“重返亚太”无疑给这个地区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新的变数。仅从经济角度看，如何应对美国的“战略东移”和“重返亚太”，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刚刚连任成功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为推进美国“战略东移”和“重返亚太”战略，近日马不停蹄地访问了泰国、缅甸、柬埔寨，并出席了东盟峰会。鉴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存在着巨大发展机会，这个地区正在成为各种力量激烈博弈的竞技场。而美国的“战略东移”和“重返亚太”无疑给这个地区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新的变数。从中国的角度看，显然面临的外部环境正趋于复杂。现在，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巨无霸。仅从经济角度看，如何因应美国的“战略东移”和“重返亚太”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美国加快“战略东移”的目标手段与策略

　　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就是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苏联解体后，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两极世界变成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一超多强”格局。为维护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美国将不惜使用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力量，防止其地位受到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与损害。任何国家若显示出与之抗衡的能力，都会被美国视为“主要对手”，遭到报复和围堵。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选定“主要对手”通常的标准：一是经济实力与其可能较量者。除了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静态因素外，经济增长速度等也是重要方面，特别是经济上的“世界第二”往往被美国视为重要的竞争者。二是意识形态与其不同者或军事力量被视为威胁者。只要意识形态与美不同，军事上强大到能够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就会被美国视为敌对者。

　　从全球来看，目前同时具备上述特点的只有中国。从近期美国的一系列行动看，“重返亚洲”已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美国调整其全球战略，加快战略东移，除了为利用亚太经济发展的机遇，拓展其经济发展空间外，还有就是遏制中国崛起，防止中国对美国独霸全球的局面形成挑战。

　　历史上看，美国对付其选定的“主要对手”，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与其次要敌人联手。笔者认为，美国要维护其霸权，对付可能的对手很可能借鉴战胜前苏联的做法。

　　一是对对手施加战略压力。通过施加战略压力，诱使竞争对手加大军备投入，以拖垮其经济发展，这是美国击败前苏联的一个重要战术。以前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数据作为参考，若一个国家军费保持在GDP的10%左右，经济就会受到严重牵制；若军费在20%左右，经济就将很难发展。

　　从近年来美国的实际表现以及趋势看，为对付中国，美国正在其周边造就日益强大的战略压力，不断地挑起各种地缘政治矛盾，诱使周边地区和中国把更多资源用于战备。这样做可谓“一石二鸟”，既分散了中国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建设注意力，增加了合作发展的难度，使中国及周边国家被迫提高了军备经费，也迎合了美国的军工集团向这些热点地区兜售武力，获得超额经济利益的需求。

　　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加紧把战略重点转向亚洲。军事上，把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在亚太地区积极部署航母编队以及攻击型核潜艇；经济上，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稀释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外交上，以骑墙派的态度让一些国家以中国为“假想敌”，迫使中国忙于应对。比如。近来的中日钓鱼岛争端，隐约就可见到美国的身影。美国此举离间了两个东亚大国，阻滞了东亚的经济合作，有利于其“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

　　二是对对手的经济发展加以干扰。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与一些中东国家关系紧张，其意图是为了掌控海上石油运输通道，进而影响石油市场与供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对石油需求和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超过50%，其中进口的石油大半都是来自中东，必须经由相关的海上石油运输通道到达国内。掌控住这些海上石油运输通道，就可以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因此，应当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为背后有更深的战略图谋。除此之外，美国还在多个贸易环节制造事端，比如制造贸易摩擦等等，挤压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空间，甚至收紧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出口，缩减中国汲取国际科技资源的机会。

　　采取有效对策应对美国“战略东移”

　　目前，全球经济格局和主要经济体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在过去的100年中，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约为20%，现在大约是30%，正在朝向40%的比例迈进。普遍预计，20年内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会超过发达国家。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将取决于能否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而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也将是未来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挑战。中美两国以何种方式共处，并无教科书可以参考。两国也均不能从各自的历史经验中获得多少启发。新时期中美两国面临的核心决策，正如基辛格博士指出的那样，是走向真诚合作还是陷入新版本的大国对抗的历史宿命，这是很大的挑战。

　　理想中的中美关系，应该互补并且相互支持。因为未来两国都需要对方的合作和成功来确保自身发展。中国在向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型中，需要美国的创新能力、技术和需求市场。美国也需要中国，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将释放巨大的需求潜力，能够为危机后的美国经济振兴提供坚实基础。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两国应该采取的最优选择。

　　笔者认为，未来应对美国“战略东移”，中国除了应继续努力积极推进两国间经济以及各方面的合作，同时也要做好应对两国间产生一定摩擦的准备。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做好战略谋划。

　　第一，考虑与美国开启自由贸易区谈判。经贸关系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中美经贸合作具有互利双赢的本质特征。积极开展经贸合作，加深两国工商界的联系与相互依赖，有利于中美两国追求合作性的新型大国关系。启动中美自贸区谈判，把中美经济合作的众多议题装在自贸区谈判的“篮子”里，形成若干制度性、长效性的机制安排，可以增加中美经贸合作的可预期和透明度，对两国来说均具有极大好处。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贸易的发展，破除两国间的贸易壁垒，破除贸易保护主义，也有利于促进中美对话取得实质进展。

　　中美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更有利于实现两国的长期战略利益。能够更加直接地促进中美经济合作，让美国分享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目前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加快实施“重返亚洲”战略，一些亚洲国家也有一些误读，容易被误导。尽管亚洲各国文化和利益多元，但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看到中美对抗，也不希望在中美之间进行“站队”。中美开启自贸区谈判，能够释放积极信号，稳定各方预期，从而有利于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与合作。

　　第二、避免与美直接对抗和在亚洲进行军备竞赛。尽管历史上新兴大国追赶既有大国，会伴随冲突和战争。但随着全球化发展、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战争作为解决大国竞争手段的有效性已大大降低。未来一段时间，必要的军费增加是需要的，但中美之间虽可能在局部地区发生间接对抗，走向直接战争的可能性还不大。因此，应避免落入美国通过战略施压来诱使中国进行军备竞赛的陷阱，错失发展良机。

　　此外，很多国家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进行明确“选边”，抗衡任何一方都不符合其利益，因此其态度比较摇摆。在这种背景下，可考虑不与美国全面直接对抗，以免生变，而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实行与美既合作又斗争的策略。

　　第三，对美国的执政团队以及美国的内部情况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判。领导人的战略素养、组织协调能力等往往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在对付中国的战略目标上，美国两党并无根本分歧，但领导者的素质和谋划能力则存在差别。因此，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是非常需要的。目前来看，奥巴马已连任成功，将继续其对中国的战略布局与施压，要对此高度重视，冷静观察，科学研判，做好应对预案。

　　第四，应继续积极实施多边外交政策。可以考虑通过外交斡旋，在国际舞台上合纵连横。由于美国存在比较顽固的“文明冲突”偏见，导致与其他文明世界的矛盾较深。从国际道义来看，差异性是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应该尊重不同文明的发展，维护世界多样性。中国应继续从国际道义上支持不同文明的国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治理模式。

　　在亚洲地区，应警惕美国力图诱使亚洲各国搞军备竞赛的意图，努力稳定周边形势。要看到欧美尽管在价值观等方面有相近之处，但是由于国家利益不同，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和竞争。应该继续加强与欧洲各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使之在美中对弈中保持相对中立。

　　第五，要制定未雨绸缪的经济、科技发展战略。在经济上，巩固现有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加快实施双边和区域自贸区战略。在科技资源上，毫不动摇地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科技体制机制。加大对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投资力度，以防止因美国收紧技术出口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过大的不利影响。

　　第六，大力开发国内智库潜能，加强对美研究。中国有深厚的智慧积淀，但需要探索把智慧运用于实践的制度。历史上美国曾启动大规模对他国的研究，为有效处理国家间关系，维护自身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中国应加强对美中关系的战略战术研究，包括激发民间智库潜能，为中美对弈提供智力支持。从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看，开发各种智力潜能、鼓励思想库研究和探索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还要不断地增强综合国力和必要的军事实力。国际竞争实质是综合国力和战略战术智慧的博弈，只要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包括必要的军事力量，筹划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预案，就能够处乱不惊，保持主动。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