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动摇地区稳定并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时，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亚洲地区若发生动荡，则会严重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

　　记者 俞铮

　　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今天，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在微妙的政治经贸关系中，在各自国内国际的压力下，在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中，敏感、谨慎地审视着对方。

　　大到无法回避

　　四年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战胜共和党对手麦凯恩入主白宫，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改变”美国的竞选口号，恐怕无人能精确地算出结果。而许多人认为，少数族裔的身份在上次选战中帮了奥巴马大忙。事实上，四年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争，充满着新鲜和悬念。有人曾这样说，假如克林顿夫人获得提名，兴许她一样会赢麦凯恩。美国选民为能选出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族裔总统而自豪，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他们也会为选出首位女总统而兴奋。

　　“创造历史”的意义，比投票给谁或选择谁的政策，或许令许多美国选民更有成就感。而奥巴马誓言的“改变”，选民并不容易在过去四年中体会到：赤字仍为天文数字，失业率长期居高，经济回暖迹象若隐若现，全民医疗保障前景未卜，能源消费多元化不甚清晰，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几成一纸空文……

　　2012年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第三次电视辩论中，现获连任总统的奥巴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分别就应对“中国崛起”阐述美国应取的外交政策。

　　此次辩论的议题包括叙利亚危机、伊朗问题、阿富汗困局、美国领馆遭袭事件等，尽管中国已成为一个单独议题，但其在两人辩论中所占时间比例以及中国议题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惟此为大。

　　美国无法回避如何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时至今日，中美之间的力量平衡依然维持长期一贯的格局：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

　　即便在诸如温室气体减排等外交争夺上中国似乎已初露峥嵘，但就此判定已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挑战，仍为时尚早。这个格局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是否会有所变化，也为未知。

　　美国众议院近期认定中国两家通讯公司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建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采购这两家公司的设备。三一集团的关联公司在美国西海岸兴建风力电场因可能影响美国海军飞行训练，也被CFIUS认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未批准，奥巴马总统签署文件要求相关公司立即拆除已建的风场设施。华为、中兴、三一在美国的投资经营活动接连受阻，很容易被理解为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的防范和对中国崛起的遏制。

　　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的强硬立场，未必就会成为当选后的政策。例如，持反对共产主义立场的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却实现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大选中攻击老布什“纵容”中国的克林顿，在其任上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3年，老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与中国的关系也许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可以生活在和平之中。把美中关系看得如此重要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不愿把中国‘制造’成敌人。美中两国可以在许多方面开展建设性合作。有些时候，中国人似乎有点难对付，他们有时也会觉得我们很难对付。”

　　迥异的历史经验

　　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同宗同源，欧洲人在北美东北部定居的开端大致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开元。

　　两个大洋将美国与193个外国中的191个分隔开。美国北部边界自1812年以来一直保持和平，南部边界1848年以来基本也是和平的。自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签署以来的229年里，外国军队只有两次袭击美国领土，而且都在最外围地带。

　　五千年文明史给中国人带来了光荣与自豪，可近代历史却令中国人不堪回首。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因工业革命而实力迅速壮大，并积极拓展对外影响力。当世界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之时，美国还只是个小字辈，却也垂涎欧洲“老大哥”在华所得，要求清政府给予美国同样的优待。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强大的美国同羸弱的中国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内战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近三十年中，美中关系在官方场合就是——没有关系。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接触至今不过40年(1972年至2012年)；双方相互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只有33年(1979年至2012年)。双边关系虽然历史短暂，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波折、起伏、希望和失望：在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同时，互不信任与误会重重；地理上的遥远和心理上的陌生，加上巨大的文化差异，屡屡造成沟通失当。纯粹地理上的遥远并不一定是友好关系的障碍(美国同欧洲盟友也相距甚远)，但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有时会导致彼此对对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非但不能弥合业已存在的差异，可能还会使彼此有些失望。

　　19世纪中期，大批华人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抵达美国西海岸。吃苦耐劳、不计报酬的华人苦力极大地冲击了就业市场，加上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萧条，华人首当其冲受到暴力排挤甚至虐杀。华人被贴上“无知、狡诈、肮脏、迷信”的标签，他们聚居的唐人街一度被视为罪恶和堕落的代名词。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特定族裔移民美国的法律——排华法案。

　　过去两个多世纪里，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在爱与恨之间摇摆——既是马可•波罗和赛珍珠笔下的神奇之地，又是铁骑、暴徒、“黄祸”之国。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倏然变成50年代的极权者、60年代的激进者、70年代的无产者、80年代的改革者……

　　中美两国位于不同大陆，都地域面积广阔，且自然资源丰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这样的大国易于自认为正确，觉得自己最有造福天下的使命感。尽管有相似之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差异使两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心理。

　　如何脱离博弈困境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在《时代》社论中首次提到了“美国的世纪”。他坚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一个“黄金机会”去“承担领导世界的使命”。卢斯呼吁美国民众支持罗斯福总统去完成威尔逊总统未竟的事业。他说：“美国人应该全心全意地担负起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职责和使命。”卢斯的理念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理念。追求超强国力从此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信条，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倡导的国际关系基础——“美国治下的和平”。

　　美国人其实最讲意识形态且根深蒂固，也不会因为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是：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趋于一致时，合作面大一些；当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矛盾凸现时，发生冲突的机会就很大。道义上的优越感使一些美国人(尤其政客)乐于把美国与别国的利益纷争诠释为“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战”。因而，不管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作出何种决定，多数美国人都觉得是正义的。

　　产生道义优越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美国人认为其国内政治体系和代表议会制度是迄今世界上最完善的，可以有效避免集权主义或利益垄断的弊病；二、经济、军事实力客观上赋予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许多美国人骨子里有挥之不去的要将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的信念；三、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清教徒的宗教优越感使许多美国人觉得，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就是世界的典范。在此思维定式下，美国人总爱说教，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构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根基，无疑是脆弱的。

　　缺乏信任和相互猜忌，在中美处理两国关系时殊为常见。多数理性的国家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关键是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步步紧逼是一种做法，迂回也是一种方式。直接和迂回只是实现战略意图的不同战术，有时压迫式打法会取得较大成效，而有时避实就虚则可能效果更佳。美国时常采取主动的压迫式行动，逼对手就范。

　　脱离博弈困境的基础是相互信任，而不同价值观念的国家达成相互信任无疑有难度。观察美国和中国关系发展的轨迹发现，两国关系总在不断波动，但围绕着不好不坏的主线，形成波动的重要原因是特定时期相互信任的增加或减少。当面对共同利益时，不管是无可奈何还是真心实意，两国合作的意愿相对较高；当失去共同的对手时，彼时曾被掩盖的矛盾就会再度呈现，双方合作的可能性降低，价值观的差异再次被强调甚至放大。不同的价值观依然是矛盾或冲突的根源。

　　近年来，西方把关于强大必强权、强权必称霸的国力发展轨迹的判定适用在了对“中国崛起”的讨论上。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于成长中大国的戒备恰好与邻国对中国潜在威胁的担忧交织起来。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动摇地区稳定并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时，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亚洲地区若发生动荡则会严重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

　　揣测“中国威胁”

　　西方战略家在分析中国是否构成威胁时，大致概括了中国因能力增强而改变既定防御策略的四种可能性。

　　等级优先的现实主义着重考虑国际体系的影响力，认为中国随着实力不断增强将会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国际体系存在等级，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制定国际体系的行为准则，新兴力量为实现自身利益必会寻求改变现存的行为准则。

　　意识形态优先的现实主义把中国执政者看作“中国威胁”的根源。现实主义者本来就认为所有新兴力量都会寻求与其实力相适配的权力和影响力，而关注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更强调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本质区别，因为共产主义国家可以“集权式”地扩张权力而很少受到国内和国际的约束。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天然就是国际稳定的威胁。

　　制度优先的自由主义相信，越把中国整合到国际体系之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从国际体系中获益越多，制造冲突的动机就越少。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依赖会使政府更多地受到国内和国际的约束，比如外贸带来的就业机会等。

　　现代的民主主义则认为，经济增长终将改变中国的国内政治。强大的、民主的中国不会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这个观点曾被美国商界用来说服美国政府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无论人们如何揣测，未来十年，中国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最大的资源使用者、最大的产品和服务供应者、最大的环境影响者、世界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无论是否愿意，都将面对这种很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