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动力,车跑不了”

　　不久前，北京几名大学生，带着自己编写的程序，兴冲冲地去找风险投资。首先和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总裁见面。要演示程序，就要找电脑。但学生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家宣称自己的“投资领域包括IT”的投资公司总裁办公室里，竟见不到一台电脑。

　　“去告诉打字小姐，有人要用电脑。”总裁挥了挥戴满金戒指的手，对秘书讲。

　　学生们这才发现，使用电脑的都是前台小姐、打字小姐，电脑在公司其他那些头头脑脑的办公桌上一样看不到，因为他们一样不会用。

　　随后几天，接触了几家国内风险投资公司之后，学生们进一步发现，和他们见面必须自带笔记本电脑，讲网络技术必须从最基本的知识讲起——学生们大失所望后的收获是：“这帮所谓的风险投资商们根本不懂风险投资，不懂互联网。他们太土了。”就这样，国内风险投资公司虽然跑了几十家，但在风险投资商们狐疑的眼光下，大学生们没拿到一分钱。最后，还是从国外风险投资商那儿，学生们获得了首批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业缺人才，其中最缺乏的是专业理财队伍。”风险投资从业人士、经济学博士王先生深有感触地说。王的观点可谓颇具代表性。接受采访的风险投资业内人士几乎没有不提人才问题的，普遍认为中国风险投资热得烫手，风险投资家队伍却稀稀拉拉。

　　风险投资在其发祥地美国已有50余年历史，而在我国则只生存了几年，人才的缺乏不应奇怪。风险投资家须具有两方面素质：一懂技术，二会经营。这种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的形成和培养，当然更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市场的实践告诉我们，利益的倾斜是加快这一过程的有效途径。“没有动力的车跑不了。”给风险投资家更多的好处，“看不见的手”就会把更多的人才拉入到这支队伍中去。然而，这方面我们实际做得怎样？

　　风险投资从业人士、经济学博士王先生坦言：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中国风险投资，存在不利于风险投资的一面——利益的激励机制弱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国有企业的老总该拿多少，是一个议而不决的老话题。然而，非国有企业的老总怎么拿，也不是一个新话题。股票期权本来是激励机制比较理想的选择和实现的工具，目前国内也已开始这方面的试点，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却迟迟不肯露面。拿多少，怎么拿，有时全凭君子协定。然而，“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可以说，需要相关法律依据的支持，已成为建立风险投资企业有效的激励机制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风险投资的人才队伍尽快成长的必须条件。

　　业内人士认为，与人才紧密相连的激励机制问题，就是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遭遇的一个“风险”。但“风险”似乎还不止这一个。

　　“企业家缺位”症

　　耿亚囡，是北京融正投资顾问公司的负责人。一家国有风险投资公司老总在和她闲谈中，轻描淡写地提及，几年前他们投资了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的成长情况如何，收入怎么样，投资公司一不清楚，二不过问。一年顶多有一两次会议碰碰头，切实的措施和建议，他们一概不管。

　　虽然做惯了风险投资中介，但初听到这个消息，对国有投资公司这种甩手掌柜作风，见多识广的耿亚囡还是惊讶不已。

　　众所周知，风险基金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投资之后介入风险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投资家提供及时的决策信息帮助决策，使损失最小、收益最大。国外风险投资公司一般投资1000万美金就要派出一个CFO(首席财务执行官)，这个CFO在管理上会提出很多建议。但是，国内不少投资公司却潇洒得让国外的投资商羡慕。项目投了就投了，他们一转身，可以甩手不管，什么动态跟踪管理？慢慢来吧。

　　业内人士分析，不少投资公司其实患的就是国有企业易得的“企业家缺位”症：管理人员并不是资本所有者，经营能力未经资本所有者筛选，他们也不能为自己经营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据悉，国内风险资本中，国有资本占了绝大多数比例。目前国内80%的风险投资都是政府出资的，民间投入很少。一些地方政府在成立各种风险机构及基金后，并不是将基金交给成熟的专业公司运营，往往是成立一个官办公司。其中不乏有人“钱来得容易，花得就更容易”。

　　据耿亚囡介绍，许多民营科技企业其实非常需要投资，但他们基本上不愿意找国有风险投资公司，原因之一就是顾虑国有企业的种种老作风，担心它们在体制上与市场经济不合拍。

　　深圳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深圳市委主任委员陈国权教授由此提出：风险投资不能靠政府。政府不要去开“店”(即搞风险投资公司)，“店”应该由社会来开，因为政府出钱开店，资金就是政府资金，最后肯定是有去无回。

　　国有企业“企业家缺位”症，是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遭遇的又一个“风险”。

　　“吃不了兜着走”

　　中关村有一家注册资本数亿元的风险投资公司，其董事会秘书向笔者倾诉苦水：“压力很大。几亿资金交到我们手里，必须让它增值，不能让它闲着。所以，除了高新技术项目，我们不得不得急急忙忙找一些其他项目来做，想一些其他办法，我们的精力分散了。”

　　这很让人奇怪，投资公司嘛，谁不希望资本越雄厚越好呢。但采访中很容易发现，“负重前行”的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原来我们目前风险投资公司的注册，实行的是实收资本金注册制。你想注册资本10亿元的公司吗？账面上你必须先到位10亿元，然后才能开始运营。这对于资金管理人而言，就好比他一年要吃50公斤肉，供应商把这50公斤肉一下子抬到了他家里。我们替他想想，怎样消化这堆小山似的肉呢？

　　而国外这方面实行的是承诺制。未投资具体项目之前，资金还掌握在股东手里，到了决定投资时才按约定投出相应资金。这样基金管理人就没有额外的压力，纵使掌管数百亿美元资金，对项目的投资管理也尽可以从容不迫，气定神闲。这就好比一户人，不定期按其所需到市场买肉，今天一斤，明天八两，这当然“胃口好，吃嘛嘛香”了。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风险投资实收资本金注册制，“吃不了兜着走”，确实是发展风险投资业应该锁定的一个“风险”。

　　“我们一直在烧钱”

　　IDG(国际数据集团)是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著名风险投资公司，其设在华南地区的分支机构已经向近10家高科技企业投资，但大多数项目无法实现资本的退出。其主管人自嘲为“我们一直在烧钱”。

　　香港的一家投资基金，一迈入大陆市场就投资国有企业，但是在投资了六七十个企业以后，他们发现，真正能够退出，实现资本变现的项目一个也没有，这不能不令人着急。

　　退出之于风险投资公司，犹如市场之于工厂。资本运用效率的奥秘在于流通，风险资本如果长久地“沦陷”在少数几个企业里，则风险投资商利益受损，等待资金的其他高新技术项目也得不到输血。可以说，退出机制不完善，是阻碍风险投资在我国规模化发展的一大瓶颈。

　　目前风险投资人伸长了脖子等待二板市场鸣锣登场，许多人看到权威部门不断证实，将很快在深沪推出第二交易系统，似乎觉得困扰已久的退出机制问题豁然解决了，不禁长舒一口气。有人撰文《为二板欢呼吧》。而冷静的专业人士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退出机制的内容不仅是上市退出，它还包括杠杆并购、重组、清算破产诸方面。即使在风险投资发展成熟的美国，能够通过公开发行上市退出的企业又有多少？也只占了一小部分！大量的还要在产权交易市场、柜台市场及场外市场上进行。而从长远看，IPO、股权转让与并购、网上交易等，也将成为今后风险投资业中的现实课题。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样还在让人们等待盼望。

　　退出问题是人们长期呼吁、也应该可以锁定的一个“风险”。

　　其他风险

　　发展风险投资，将遭遇的“风险”当然不止这一些。业内人士要说的话还有很多：

　　——比如融资。合伙人制，是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一般采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其合伙人又分为负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负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万一公司赔了，有限合伙人作为投资者，顶多输掉了所投资金，还不至于招徕更多的损失。但是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都要承担无限责任。这就意味着，万一企业跨了，有限合伙人除了以前所投资金“血本无归”，还得还清企业所欠债务，很可能，受此牵连就要倾家荡产。面对这样的“双重”风险，聪明一点的人还会把自己的钱往风险投资投吗？

　　“投资人既要出钱，又要担负无限责任，谁愿意干呢？”由于企业组织形式上的这种原因，尽管能耐非凡，普通合伙人可能还是筹不到钱，遭遇筹办风险投资公司的融资“风险”。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我国民营资本介入风险投资，仅止于萌芽状态的原因之一。

　　——比如对外投资的限制。如果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注册资金10亿，按规定它能对外投出多少钱？顶多5亿。这又为什么？

　　这是目前我国《公司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的：“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风险投资运营的就是资本，但按这一条规定，10亿注册资金的公司，有一半资金要闲置。

　　实际上，许多风险投资公司眼里没有这条规定，走着走着就走过去了，回头才发现还有这条规定。也有的公司暂时钱还没花到这份上。但不难看出，在风险投资有关的行业管理办法尚未出台之前，这种限制和风险投资自身的运作规律是很不相符的。

　　——比如资本放大。风险投资公司投资某个项目之后，能够获得其他资本的跟进投资，才有利于它的资本变现或者放大。银行资本根据《贷款通则》及《商业银行法》的明确规定，贷款人不能用银行贷款进行股权性投资，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风险投资公司的再融资能力。它使得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在许多项目的运营中好像小农耕种，一块地，一家人，别人加入不了。这使得风险投资管理公司在管理若干项目或基金后，不能扩大管理更多的项目或基金，不利其在获得第一笔资本后把资本变现或放大。

　　中国搞风险投资

　　风险比在美国小？

　　业内人士认为，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的风险投资其实是1998年民建中央“1号提案”以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发展成如今近100家风险投资公司、80亿元资金的规模，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中国风险投资跑得这么快，靠的还是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风险投资对外部法律法规环境却是百般挑剔的。法律法规环境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摸索，需要各方耐心的哺育。

　　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景安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就曾指出：“中国风险投资还处于摸索、哺育阶段。”

　　但中国的风险投资天地开阔。

　　资料分析表明，我国每年2万多项的省、部级以上高新技术成果，其中不足15%能够真正实现转化。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资金自筹的占56%，国家贷款占26.8%，风险投资仅仅只占了2.3%——微不足道的一小块儿。这说明，中国的风险投资“苗而不秀”，远没有担负起它应担负的责任。换言之，风险投资在我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美国IDG(国际数据集团)总裁，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前景的看法，在国外投资商中颇具代表性。这家公司已经在我国搞了10多年的风险投资，而且还决定要在今后的七年内向中国投放10亿美元。总裁麦可文说：“在中国搞风险投资其风险要比在美国小得多。”原因在于：今天的美国，钱多项目少，但中国正好相反，项目多但缺钱。台湾的风险投资商苏拾忠，在上个月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继美国之后，中国将成为下一个风险基金的天堂。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高科技公司纷纷起飞，资本市场日渐活跃，许多年轻人积极投身于创业。”

　　中国的风险投资业，挑战与机遇并存，前景必定无限美好。□钟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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