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的广州“九大彩电企业峰会”把行业自律价运动推向又一个高潮。除了信息产业部表示“善意看待”外，此举照例引来公众舆论的一片倒彩；价格执法部门也明确表态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大量的评论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深浅不一的分析，得出的一致结论是，这种公开串谋的卡特尔行为最终将自动瓦解而不得善终。但是，为什么这类自欺欺人的低级游戏会再三的重演？它们的表现方式和特征是什么？它们之所以屡屡失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国目前应该如何反垄断？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企图在这些方面展开某些更深入的讨论，以就教于各方人士。

　　谁在玩游戏

　　“行业自律价”是各种价格联盟的统称，它还有其他的代称，如“最低限价”、“行业平均成本价”、“行业基准价”、“行业保护价”等。之所以统称行业自律价，是因为它一般都是企业在自愿和不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而以“自律”为名义达成的价格串谋。我们从近两年来这一现象的生发过程不难发现这些游戏的参加者和基本玩法以及一些有趣的特征。

　　1.政府部门＋行业协会＋自愿和不自愿的企业行业自律价

　　最早的始作俑者已不可考，但是1998年8月18日有关主管部门印发的《关于部分工业产品实行行业自律价的意见》却最先对其加以推广则是铁定的事实。该《意见》要求各国家局与行业组织在“认真分析本行业具体情况的基础上，研究确定实行自律价的产品……测定和发布行业平均成本价或最低出厂价，为企业定价提供参考……同时，要研究制定相应的制裁措施……”。《意见》执行的结果是产生和强化了平板玻璃、农用机械、轿车等产品的价格卡特尔。但好景不长，中国农机工业协会农用运输车分会于1998年6月28日达成的三轮农用运输车行业的最低限价，在上述《意见》出台后的第73天被迫正式宣告瓦解。

　　2.政府部门＋不自愿的企业

　　大家肯定没有忘记今年4月1日起执行的民航总局强制下的“航线联营”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将使在102条主要航线上同时飞行的所有航空公司共享最低8折票价所带来的垄断利润。这种强制性的企业价格联盟还出现在移动通讯市场上。今年4月底，同样是在信息产业部的直接干预下，刚刚挂牌的中国移动和它的多年“宿敌”中国联通并不情愿的坐在谈判桌前，就共同规范移动通信市场行为、严格执行国家资费标准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双方认真执行国家规定的移动电话业务资费标准和收费规定，不得擅自改变移动电话的收费办法和标准。信息产业部则扮演监督和裁决者的“严父”角色。这等于是劝说一大一小两家寡头立地成佛，安享垄断高价带来的丰厚利润。

　　3.政府部门＋自愿的企业

　　今年6月1日，北京“特许经营出国旅游旅行社联合体”的11家旅游公司举行了它们的第11次常规会议，却作出了一个非常规的决定：制定各涉外旅游线路的最低保护价。目前，国外游的最低限价比限价前至少提升了200至300元，有的线路则比目前的市场价格提高了700至800元。某旅行社的老板对记者说“我们这一次是最认真、最发自内心的一次行动，也是最具备条件坚持下来的。”也许他的信心来源于这次联盟会议有国家旅游局官员的参与，而且国家旅游局在价格同盟中还将充当监督者和惩罚者(如停牌)的作用。但联盟者们可能忘记了不久前民航禁折和航线联营给他们带来的创痛。

　　4.企业自愿的游戏

　　1999年6月底八大彩管企业的联合限产保价联盟，和眼下才新鲜出炉的九大彩电企业的最低限价联盟，的确是在没有政府和行业协会任何参与的情况下，由协议企业自愿达成的，是一个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价格卡特尔。在最低限价的标准上，彩电价格联盟也准备采用“标准”的行业平均成本价。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在市场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共同提高产品的价格。在没有政府支持甚至面临国家计委“反垄断”查处的背景下公开地串谋，与那些只会寻求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相比，这些企业的确是“勇气可嘉”。难怪其行业主管部门信息产业部的一个官员以嘉许的口吻说：“企业间能够自发地组织这样的峰会其意义本身就是企业成熟的标志。”(援引自某记者)但可惜的是，这些企业的独立性还没有强到足以理解和掌握市场竞争的真正法宝的程度。

　　从上述几个故事和媒体有关的大量事实披露，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行业卡特尔的几个基本特征：其一，所涉及的产业范围较广，包括生产资料制造业、最终消费品制造业、运输通讯业和其他服务业；其二，从市场结构形态看则主要涉及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其三，这些行业大都存在因重复建设过度和市场不景气而造成的产品和服务严重供过于求，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其四，政府直接参与和干涉的程度很高；其五，大都采用行业平均成本作为限价的基础；其六，均采用国外反垄断法严令禁止和严厉处罚的公开串谋形式；其七，大部分的价格联盟最终都将自动瓦解，而其原因正是下文所要深入探讨的。

　　为何屡战屡败

　　上面提到，我国目前的价格卡特尔成活率很低，但它们的失败不是由于反垄断法的干预，而是由于联盟内部的自然瓦解。那么，造成价格联盟不稳固的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我国目前的价格卡特尔一般出现在寡头垄断性市场结构里，因而我们可以用微观经济学中关于这种市场结构里企业博弈行为的一些非常成熟的理论，结合我国产业组织的现状对此作一些稍微深入的讨论。

　　由伯特兰相同产品价格竞争模型和纳什非合作均衡可知，在提供相同产品的双寡头市场里，各厂商在给定其竞争者的行为时作出会给它带来最大可能利润的决策，这时，各厂商能赚到的利润将高于完全竞争情况下的利润，但却低于它们之间可以串通(即便是非公开串通)时的利润。这一方面是因为串通是非法的，要付出锒铛入狱和昂贵罚金的代价，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竞争一方能通过选择较低价格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即便它知道另一方打算将价格定在串通水平上。因此，即便在双寡头垄断市场里，价格串谋也缺乏稳固的基础。

　　回过头来看上面提到过的移动通讯市场上的价格卡特尔，目前是一大(中国移动)一小(中国联通移动)两寡头垄断竞争格局。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多年来由政府管制机构制定的远高于平均成本和平均收益均衡点水平的“自然”垄断价格，一方面使这两垄断宠儿赚取了丰厚的超额垄断利润，另一方面也为它们利用价格竞争手段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了足够的削价空间。中国联通正是主要利用这一竞争策略，将其手机市场的份额由1995年的0艰难地扩大到1998年的5.34%。显然，在移动通讯市场价格仍远未接近纳什均衡价格水平的条件下，这一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剩余的价格竞争手段，肯定会继续提升中国联通的市场份额。而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的剥离，虽然会增加它的固定网络接入成本，但同时它的内部管理成本和交叉补贴净支出的下降也会使其竞争力得到提升，它同样具有利用降低价格，稳定和继续扩大其市场份额的冲动。今年5月中旬，南昌移动公司以免费入网这一明显违反价格协定的竞争手段为诱饵，销毁联通移动用户的联通130卡，换上南昌移动的139卡的野蛮竞争行为，极为生动地说明双寡头之间的价格卡特尔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双寡头市场如此，更不用说多寡头市场了，那时，不仅结盟的难度更大，而且竞争的程度会更加的激烈。上面说的农用三轮车价格卡特尔的夭折就是最适当的证明。

　　我们也可以用相同的理论来预计彩电价格价格联盟的命运。除了联盟内部的各企业“心怀鬼胎”外，更有素来“心狠手辣”的“大哥”长虹集团横刀门外，随时会引发彩电降价销售(而非提价销售)的“跟进”风潮。因此，这一联盟肯定走不了多远。

　　轿车的价格卡特尔，由于WTO的临近提高了潜在购车者对轿车降价的心理预期，即使目前政府采购重又抬头，看来它的分崩离析肯定会比同盟者们担心的日子来的更快。

　　另外，就卡特尔本身来说，它的成功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一个稳定的卡特尔组织必须要在其成员对价格或产量达成协定并恪守协定的基础上形成。这个条件的含义是，一个卡特尔组织的形成和维持必须支付大量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成本，而且还必须具备对违反协定者严厉而行之有效的惩罚机制。我国目前的价格卡特尔，不管是正式的依赖于行业协会的还是临时峰会性非正式的，都缺乏完善的组织系统，无法获得作为核定所谓行业平均成本之基础的成员企业的真实成本信息；而且其内部更加缺乏严厉有效的制裁手段(如内部罚金属于违法)。这样成功的第一个条件就无法得到满足。第二个条件是垄断势力的潜在可能，即它面临的必须是一条价格弹性不是很大的需求曲线，否则，它就只有很小的提价余地。很明显，我国目前的轿车、彩电、旅游等卡特尔面临的无疑是一条价格弹性很大的需求曲线，很可能卡特尔带来的潜在利益要小于维持卡特尔的组织成本，因而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支持，此类卡特尔是明显不划算的。

　　为何屡败屡战

　　既然理论的分析和国内大量的事实表明，行业价格卡特尔大都极易瓦解，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企业热衷于拉帮结盟，不惜自毁行业、企业甚至企业家本人的声誉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价格联盟在短期内可能使其成员获利

　　在一个由数家已经共存很久的企业组成的寡头市场里，多次博弈可能使企业经营者越来越厌倦亏本的价格战，并且会产生一种所有企业都保持高价，而不再掠夺竞争者市场份额的默契和谅解。这种不公开的串谋在短期内会带来稍高的利润，但在许多行业中却都是短命的，因为赚钱的冲动和彼此间的不信任总归要占上风。我国的企业虽然能够很方便地公开串谋，但结果仍不过杯水车薪而已。但由于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和罚金(见下文)，即使是短期的获利，对卡特尔成员来说也是有诱惑力的。

　　2.法律的不完善和缺乏威慑力

　　我国没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里也没有针对价格垄断的具体条款。目前唯一的法律根据是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和第四十条有关条款。对“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按法律规定，全国性的价格卡特尔由国家价格主管部门认定并查处。但由于该部门现有的行政资源极为短缺(连价格听证会的组织费用都成问题)，显然无法对案件进行彻底的调查；即便查实了案情，上述罚款也不足以威胁寡头大鳄；再有，要关闭一家那怕是违法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会受到地方政府和中央主管部门的强烈干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彩电企业峰会，国家计委已经亮出了黄牌，却似乎没有起到任何威慑作用。

　　3.行政性行业垄断的示范效应。在南京6月21日新一轮的彩电企业峰会上，有代表认为我国企业的产权不明晰是恶性竞争和限价同盟现象的根源(大意)；另外本次峰会还强调，他们是在执行国家计委去年有关制止不正当竞争和低价倾销的文件精神。这两个信息，充分说明了我国目前根深蒂固的行政性行业垄断及其所具有的示范效应，会多么严重的阻碍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可竞争市场理论表明，即便不改变市场主体的产权属性，只要不存在进入壁垒，市场的竞争就自然会达到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目标。政府如果过分的顾及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利益，运用各种政策和措施去保护它们的垄断利益免受市场竞争的风险，就有可能形成行政性的垄断，由此将政府主导型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所产生的巨大成本转嫁到全社会，从而牺牲社会整体效益，最终还将降低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使国有资产进一步的萎缩。

　　在价格弹性很大、产品高度可替代的且产量剩余过多的市场上，是很难通过维持垄断来保护企业利益的。由于对企业个别成本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而且法律还允许企业低价倾销过季和积压产品，所以几乎不可能判定低价倾销与恶性竞争之间的界限。如果以不真实的行业平均成本作为政府的指导价或行业基准价，就完全有可能形成行政性的价格垄断。以上列举和分析的各种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价格卡特尔就具有这种性质，而且还构成了我国目前价格卡特尔的主要部分。尤其是国家价格主管部门屡屡直接涉足其间，这怎么可能不削弱其本来就不够权威的价格行政管制权力呢？在这个意义上，由国家价格主管部门来查处价格卡特尔行为根本就行不通，因为，被查处者会说：“你不也在搞同样的价格卡特尔吗，凭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结论

　　中国如何反垄断由上讨论可知，由政府行政权利造成的行政性垄断结构和行为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尽快克服的难题。但是，要消除立基于政企不分的行政性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的改革和司法监督的独立。很显然，按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的模式来建构我国的反垄断法，由于制度禀赋不同，目前出台不但无法消除行政性垄断，反而有可能阻碍市场机制对我国竞争性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一批优秀的民间企业无法快速成长并成功地跻身于全球化市场竞争。因此，基于反垄断立法应主要指向来源于垄断结构的各种构成不正当竞争或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如本文讨论的价格卡特尔，我国目前不必急于出台单独的反垄断法典，而是应该立即修改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把所有包括行政性垄断的垄断行为列入其举案范围。这样做，既可以防止非行政性垄断行为的扩大，又可以巧妙排除某些非经济的干扰因素，从而降低立法的难度和成本。但即使采取这种立法形式，也还必须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和《刑法》的相应条款，扩大司法机构的监督权限；同时，鉴于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政执法机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权威性不足，可考虑在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外经贸部、国内贸易局、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由全国人大直接授权的更加独立权威的反垄断行政机构，如“国家公平交易局”或“国家贸易委员会”，作为修改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或未来的《反垄断法》的行政执法机构。至于现有的国家价格行政部门，可以考虑将它的价格执法职能分别移交给完全政企分开后的各产业管制机构以及如上所建议的反垄断机构。

　　□余晖(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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