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商人们聚在一起，彼此拍着肩膀称兄道弟时，那些不在场的公众就有理由怀疑他们正在酝酿针对自己的某种阴谋。在正常的市场上，他们一般都是竞争对手，若不是生意上的事情，他们难得见上一面，而一旦他们聚在一起颂扬彼此之间的伟大友谊时，并且以“行业”、“民族”等抽象的词句发布宣言时，那些不在场的第三者就该警惕了，他们有可能成为这些弟兄要出售的“产品”。

　　这个警告不是我的发明。早在18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指出：“同业中的人即使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也很少聚在一起，但他们的对话通常不是导致对付公众的阴谋，便是抬高价格的计划。”经济学家送给商人们的这种行为一个不太好听的称呼：勾结。

　　稍微懂一点经济学的人都能看出最近在广东召开的中国彩电峰会几乎就是上述经济学理论的具体演绎。同业兄弟们聚在一起共叙友情，当然并不是为了情，而是为了利。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一开始就对这一聚会保持了警惕，盲目的颂歌几乎听不到了。与会的彩电九大巨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至少是媒体所传达出的信息)似乎有些躲躲闪闪、闪烁其词，似乎想尽量淡化其影响，好像是倪润峰当会长的彩电协会好久不开会了，大家希望聚一聚，没有什么，而且很强调这次聚会事前同长虹沟通过，只是因为长虹方面的人事变动的原因才没有与会。他们的意图十分清楚：要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的聚会是有广泛代表性的。

　　这九大巨头似乎是按照亚当.斯密老先生的指示一般，聚在一起是为了“抬高价格”，有媒体干脆将之称做“涨价”会议。他们的行为符合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是标准的“勾结”行为，对此没有议论的必要。

　　问题是，在以前类似的聚会都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在此种串谋行为不合法已是妇孺皆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建立价格同盟的图谋？

　　当然，在这里提质疑，引用经济学原理是容易的，而商人们为了那一点点利润要比谈点经济学可难得多喽。用一位与会老总的话说，多年来的价格战让大家都有些累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说，这些老总仍然是某种经济学的“奴隶”，而且是不好的经济学的“奴隶”。大家累了是事实，彩电企业的利润已经很低也是事实。但不幸的是，企业、某些经济学家、有关部门对价格大战愤愤然视之为恶魔则是不好的经济学的奴隶也是事实。

　　如果此次峰会为“抬高价格”提出了比以前更有力的的理由，那么这次会议还有些意义，但不幸的是，老总们没有找到新的理由。因此，提供给舆论的就只是旧的说法，可谓“老调重弹”，不提也罢。

　　那么，我们关心的重点便转向这几家企业如何落实会议的精神。既然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出来说价格同盟不合法，那么要使会盟不攻自破便只有寻求变通的办法，我姑且提一个猜想以就教于高明。

　　这几家企业大概不会同时涨价。一个可供选择的策略是，由位居老二老三(假如长虹仍是老大的话)的一两家企业先提高价格，过一段时间其他企业再跟进。这个跳出来的企业就是价格领导者。那么这九家企业中，谁将成为价格领导者呢？彩电业中的老二老三是谁呢？我想，这位新的领袖大概会是“广东造”。作出这样的猜测，首先是因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广东，其次，会盟的地点在广东。因此，大家以后就盯着广东的企业就行了。

　　根据这个猜测，将要推出的价格大概不是“第三成员单位相互认同的生产成本”，而只能是新领袖觉得合适的价位.比如，价格定在新领袖的利润率5%的水平上，其余几家企业的利润率大多低于5%，但可以按5%的利润率出售产品，日子自然比以前要好过。

　　这项措施要贯彻下去，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新领袖的利润率要高于远方的长虹才行，否则这措施没有办法实施；其次，新领袖要有足够的大哥派头才行，甘心情愿忍受损失，花钱买“头”当；再者，众弟兄要想办法遏止自己提高技术水平、质量的欲望。三者具备，便大功告成。

　　但是，首先就面临“蜀道难”的问题，长虹的合作是成功的关键。九个弟兄傍着膀子靠降价或许能让长虹屈服，但靠涨价决然无法把长虹挤出市场。但是，怎样才能让长虹合作？有诸葛亮吗？有周郎吗？其次，大哥派头和弟兄节欲在这个年代想都别想，“弑兄”是市场经济的常规，我们的彩电兄弟能免乎？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言论，说中国企业只会搞价格战这种低级的竞争。实际上，价格战一点也不低级，而是相当高级，因为，它是企业综合竞争的表现形式，技术、人才、战略等竞争都在其中。而且就是靠了这种竞争，中国彩电业才有了坚实的腿，在洋品牌面前不发抖的腿。也正是这种竞争，才使任何老大在床上睡大觉变得不可能。长虹就是一个例子。他去年脑袋发热，想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要是他的目标实现了，那么很可能就需要一个“杰佛逊”法官了，现在在竞争的压力下，他自己肢解了自己，不是挺好吗？

　　也许，新领袖是需要的，但是其产生方式不能再靠搞个兄弟会拉几个哥们攒个峰会什么的，而是靠资产重组，靠兼并靠竞争，这样诞生的老大才是真正的业界领袖，否则，充其量只是捆在一起的泥腿，怎么参与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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