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风险投资创造的商业神话，从大西洋彼岸的硅谷一个接一个传来，令国人心驰神往，跃跃欲试，许多人梦想在一夜之间成为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从1985年创立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开始，国内的风险投资如雨后春笋，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然而，迄今为止，国内的风险投资资金只有9亿多美元，其中实际投入项目的只有1亿美元左右，与美国480亿美元的规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无法望其项背。无论资金规模、投资操作、外部环境，还是人才素质，我国的风险投资业都犹如一个摇篮里嗷嗷待哺的婴儿，显得十分稚嫩，甚至还有些先天性不足。

　　风险投资并非凭空而生，只有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发育成熟，才能蓬勃发展。目前国内的条件还远未达到。试问，风险投资所需的大量资金从何而来？资本退出渠道畅通吗？善于洞察商机，运筹帷幄，既懂科技有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为数几何？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体系完善吗？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鼓励冒险，宽容失败？

　　从资金的来源看，我国80%的风险投资都是由政府出资，采用“官办官营”的组织模式，这是中国风险投资的致命缺陷。因为，风险投资具有极高的风险性，稍有不慎就可能血本无归，经营者必须既有一定的科技背景，又懂商业经营，这并非政府官员的特长。而且，风险投资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商业行为，按照国有企业的模式去运作，无法解决所有者虚位和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无法建立与风险投资家休戚相关、共荣共辱的激励机制。日本政府投巨资研制高清晰度电视的风险投资最终失败，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因而，政府不应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另一方面，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国家的投入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国家只能是投入少量“种子资金”，以带动民间资本的参与，而不是作为投资的主体。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并存的特点，银行以稳健经营，保证储户存款安全为基本原则，是不会贸然向风险投资注入大量资金的。其次，银行的管理体制和人员也不能适应风险投资的要求，日本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与美国比较，日本风险投资业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因此，风险投资业的管理人员主要是银行员工，他们一般只懂金融，缺少科技方面的知识，而且沿袭了传统的银行管理体制，难以慧眼识珠，充当伯乐的角色，从成千上万个项目中遴选出一、二个极具发展潜力的项目，而项目的选择是否适当，事关风险投资的成败。风险资本来源的缺陷严重阻碍了日本风险投资的发展。以此为鉴，我国银行也不应成为风险投资的主要资金提供者。有人说，我国的居民储蓄规模庞大，储蓄余额已达6万亿元，只要从中拿出60亿，就可作为风险资金的主要来源，可是细细一分析，事实并不如此。一是在医疗费用令人咋舌、教育缴费连年攀升、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人们预期支出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要人们拿出自己的命根钱来进行风险极大的投资，不太切实际。二来我国金融法规还不健全，社会上非法集资屡禁不止，承受风险能力较弱的人们在受骗上当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风险投资抱有抵触情绪，宁可把钱存在银行里，也不愿拿出来进行正常的集资活动。三则风险投资周期长，流动性差，难以满足人们对资金的变现要求。因此，短期内，我国庞大的居民储蓄难以转化为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

　　风险投资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目的就是为了在高风险中获取高达十倍、百倍的高额回报，在投资后一定时间内收回现金或流动性强的证券，而不是掌握控股权。这在客观上要求有能使风险投资者“进可攻，退可守”的机制，在风险投资企业成功后，顺利撤出资本，再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实现风险投资的良性循环。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退出的顺利与否。一般地，风险资本退出方式主要有四种：首次公开上市发行、股权回购、兼并、清算等。这四种方式中以首次公开发行为最佳，是风险投资家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目标。遗憾的是，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发达，主板市场要求企业规模大，经营时间长，赢利水平高，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其门槛过高，高科技企业能够进入的为数不多，大多数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被拒之门外。第二板股票市场上市要求比主板市场低，上市对象主要是新兴高科技企业，是风险投资退出的理想场所，但我国第二板市场尚在筹建中，其发展壮大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退出渠道不畅通，资金有进无出，民间投资者自然缺乏投资热情。国家投入不足，民间投资又难于拉动，资金的严重不足，使我国的风险投资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举步维艰，困难重重。曾在中国风险投资业写下重重一笔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因资金不足而高息揽储，迫于还债压力，偏离正常的风险投资轨道去炒作房地产、股票，结果失败，最终被行政关闭，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家、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技术专家是风险投资业必不可少的专业人才，尤其是风险投资家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风险投资的成败。风险投资是“勇敢者和有耐心者的游戏”，要求风险投资家既有大胆进取的风险意识，又要有等待投资回报的耐性。同时，风险投资大都投入到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高科技企业，如计算机、生物工程等领域，如果没有一定的科技背景知识，具备对新技术、新产品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就很难判断项目是否有远大的发展前景，而项目的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另外，风险投资家要参与企业的运作，没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就无法帮助企业发展壮大。国外的风险投资家大多数有理工学位，经过若干年的实际工作后，又获得名牌大学的MBA学位。我国像这样既懂科技，又懂管理，并具有金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实在在是凤毛麟角，严重制约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所以，应当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培养和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推动风险投资业的迅速发展。

　　一只巴掌拍不响。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需要有风险投资家同技术创新者的密切结合，其中关键是要保护知识产权，处理好技术入股的问题。西方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国家制订了一系列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以保障技术创新者的利益，如美国制订了“专利法”、“商业机密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登记法”等。我国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体系还不完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成果在试制、生产和上市阶段时常被侵害，技术创新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

　　风险投资的成功率通常只有20%-30%，风险很大，需要敢于冒险的创新精神。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趋于保守，缺乏大胆创新的意识，人们往往小富即安，容易满足于现状。另外，创业者一旦成功，则乌鸦变凤凰，受到人们吹捧；万一失败，就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人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自然只愿意进行风险小收益稳定的投资，不愿冒大风险。这也是我国风险投资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英国与美国相比，并不是落后在高科技方面，而是落后在风险投资上。这话对我们不无启迪。高科技力量的强弱对比基本上决定了各国的未来命运。现在，有远见的国家都把大力发展高科技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力图在未来的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风险投资作为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风险投资，就没有高科技的发展。我国要振兴科技，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只争朝夕，加快发展风险投资。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由于资金、人才、法律体系、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制约，风险投资难以得到长足发展。关注中国高科技发展的人们不禁要问，风险投资的前途何在？四通利方的成功也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四通利方是一家软件企业，1997年获得国外风险投资公司的650万美元投资，成为国内IT界首家吸引国际风险投资的软件企业。四通利方采用国际投资专家的建议，按照硅谷软件公司的模式，对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化改造。公司吸引国际高科技风险投资银行为新股东公司改变传统的管理思想，推行了一套全新的管理模式，大大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同时，大幅度提高员工的待遇，按硅谷惯例，保留总值10%的股份作为期权留给公司骨干，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另外，风险投资的引入使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大为增强，可以将大笔资金用于有巨大潜力的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整个公司的面貌为之一新，实力与昔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1998年，计算机界的权威杂志《PCWORLD》(香港版)的年度软件、硬件评比中，四通利方公司的RichWin以绝对优势荣获“最佳中文操作系统软件”称号，RichWin迅速成为民族软件的名牌，四通利方也成为中国软件界的璀璨明星。

　　借鉴四通利方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洋为中用，引进国外风险投资来带动和加快民族风险投资的发展，无疑是一条有效途径。因为国外风险投资将为我国风险投资引进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我国从事风险投资业的人员能够在与国外风险投资家的长期合作中，逐步成熟，成为高素质的复合人才。其次，也能开辟新的资金来源，解决国内资金严重缺乏的局面。再则，国外风险资金的进入，将改善我国风险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运作效率。因此，只有实行“请进来”战略，引入国外风险基金，借助外部效应以推动我国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风险投资才能迅速崛起，推动高科技的进步。□赵建军(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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