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认为，我国金融业二十几年改革的遗憾是，我们一直没有对民间开放金融市场，没有建立起一个对非国有企业融 资和贷款的机制。1998年为了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政府鼓励银行增加为中小企业贷款，特别是为民营中小企业贷款，但收 效不大。这是因为我们只有国有大银行，没有中小金融机构。一些信用社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经常出现问题。同时，国有大 银行给私营民营小企业贷款又有体制不兼容的问题，国有大银行很难做小贷款。其实，全世界的大银行都很难做小贷款，因为 交易成本很高、要层层审批。大银行只做大贷款，但我们又没有发展小银行，没有一个给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

　　我国要加入WTO，金融业要竞争，因为没有对民间开放金融体制，国内金融业竞争就不充分，竞争不充分，问题暴 露得也不充分，管理就搞不好。管理就是要有监控体制，这就是监控者与被监控者之间的互动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监控 者即市场竞争中的管理者和被管理对象共同成长。你不让他发展，你连怎么管理竞争都不知道。要对外国人开放，而我们自己 的金融业又缺乏竞争。这个问题不仅是银行业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转的问题。

　　现在，非国有经济贡献着70％左右的工业产值和GDP，用着不到30％的金融资产，它肯定发展不足；这严重制 约了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金融业的竞争、国有与非国有之间的竞争、金融体制的发展和整个经济体制市场竞争的发展，是基础 性的体制成长问题，包括法制、信用、及对市场的监督管理。没有这些竞争的发展是很难形成东西的。国际上最大的咨询公司 之一的麦肯锡公司的总裁曾说：“我们这些人和世行的人这些年都在为改革国家提建议、我们提的建议是现代银行业、股票市 场、期货市场、电子金融等等。但我们忘了，我们的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经济是在地方上的、社区里的小业主、小 银行、小钱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了今天，我们有了这么大的银行，仍然有大量的中小型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在为中小 企业服务。我们从来没有提醒各国存在基础性不足的问题。”

　　中国加入WTO，金融业对外开放，有人担心，中国银行有没有生意做?樊纲认为，当然有。国外银行绝对不会碰亏 损企业，他把好的拿走，不与坏帐一堆的企业做生意；他也不会做中国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生意，他没有信息，交易成本太高 。能到中国办业务的银行在他本国就是大银行，他在自己本国都不做中小企业的生意，怎么会为中国的“很土”的小企业服务 呢?而我们中国经济恰恰依靠的是那些“很土”的企业，我们的竞争力就是“很土”的东西。我们当务之急是赶快发展中小金 融机构。有人认为，中国的银行规模不够大。樊纲认为，规模大只做大企业的生意，做不了小企业的生意。银行不仅是融资， 还是金融服务。我们不认真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就会出问题。

　　银行业有人担心的是，他们不是不想发展民间金融，而是不知道民营企业到底干什么——是卷钱走还是真正干事业。 樊纲说，任何体制的制定都要作最坏的假定。金融监管体制的前提假设就是“假定贷款人要卷款逃走”，而制度的制定就是要 防止他“逃走”，防止他不还债。理论界曾讨论用道德来制约，但是道德是以制度为前提的，如果在发展中没有这种道德遗产 的话，信用是要靠制度置换出来的。前几年没有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没有像监管大银行那样把民营金融机构、信用社纳入监 管体系，就会出问题。出问题就要并掉、关掉。民营企业又没有贷款渠道，资本市场迄今为止不是为民营经济服务的，又有这 种需求，于是滋生出非法的民间钱庄、高利贷。这些导致了国有部门投资需求萎缩，而民间企业投资增长又无法填补，造成缺 口。

　　金融体制改革最主要的问题是使银行有规模、现代化，但金融体制要想更完善，竞争力更强，使经济更好地成长，就 应该把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好。我国民营金融的发展有这个潜力，也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地方的中小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地方上 的信息。金融问题说到底是信用问题，信用问题说到底又是信息的问题。贷款人不知道借款人的项目好不好，他的诚实与否， 在经济学这叫做“信息不对称”。这是银行业成本的主要问题。地方上民间银行的好处是直接利用当地的信息，使交易成本降 下来。地方上的民营金融机构的运行有非常好的例子：温州有一股份信用社，就是为当地的私企服务，效率极高，当天给贷款 ，坏账率为0.06％，交易成本低，利率就低。因此，应尽快把民间金融机构纳入合法的监控渠道，使其正规发展。中国银 行业走向世界的历史还很短。然而，改革开放所积聚的力量加速了中国银行业走向国际化的进程，面对WTO，中国银行业应 将改革进行到底，找准位置，直面竞争。（摘自《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