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山音乐堂春节期间推出的“中国千古名篇音乐朗诵会”高雅艺术演出，一组九场演出的三场门票十天售罄，八 百多张余票被一个人买下，创下了京城高雅艺术演出市场系列创作性演出门票销售的最新纪录。

　　这一现象表明，高雅艺术正在成为城市假日消费的新热点。

　　谁是高雅艺术消费者

　　从农历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一，记者一连九天坚守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对这组高雅艺术演出的消费者进行了全方位采访 ，发现他们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为艺术圈尤其是音乐圈里的文化人，这类人虽然大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他们拿的是赠票，但是他们的 劲头最足，有些人几乎每场都到。

　　第二类为非艺术圈里的文化人，他们中有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专家学者和教授，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企业的管 理人员和外企员工。

　　第三类为放假的学生，来京度假的探亲访友者，工人、农民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等各类社会基本群体中热爱文化的部分 。

　　记者看到，孙道临、乔榛、丁建华、濮存昕、迪里拜尔、梁宁、汪燕燕、杜吉刚、郑榕和奚美娟，以及汤沐海、谭利 华、余隆等国内外知名的表演艺术家和指挥家，都有各自的消费群。他们的崇拜者虽然大都是些有身份的成年人，但其狂热劲 并不亚于年轻的追星族。即便是并不在台上亮相的杜鸣心、苏聪、莫凡、张丽达、叶小纲、刘长远和王西麟等作曲家，也有各 自痴心的乐迷。

　　高雅艺术谈钱就俗吗

　　“冯先生的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拿了8000元稿酬，而我的一部交响乐作品仅得5000元，你作何感想？”作曲家 王西麟在演出前打电话给演出的组织者钱程。钱程回答：“你既然知道一首流行音乐能挣8000元，那你为什么不去写？你 选择了走高雅艺术这条路，就得自己去开拓市场。”

　　从事高雅艺术工作的艺术家在职业生涯中，一直认为高雅艺术谈“钱”就俗。为保持艺术的清高，他们拒绝金钱交易 ，这其实等于变相拒绝市场对高雅艺术的需求。王西麟创作交响曲的难度大于流行乐，报酬却低于流行乐，原因就在于交响乐 的市场份额小于流行乐。

　　媒介认为，我国大众高雅艺术素质相对不高，与艺术家推广普及高雅艺术的努力不够正相关，这恰恰是艺术家们的失 职。

　　不过，记者在演出期间的若干次座谈讨论会上发现，这个艺术家群体已经有了市场意识，他们改变以往过分强调创作 专业性的态度，不再激烈地指责受众艺术素质低，而把分析受众的消费需求摆上了创作的议事日程。这说明艺术家在用金钱衡 量自己创作价值的过程中，开始明白消费者是购买自己智慧的上帝，而企业只是经营环节。

　　高雅艺术产业也有柳传志吗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是我国科技界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就的少数人之一。柳传志认为，科技成果转换成生产 力的过程就是把科技人员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成果变成钱的过程。

　　和柳传志有相似之处，北京中山音乐堂的经营者钱程，也是有知识背景而且是艺术背景的企业家。从1995年经营 北京音乐厅开始，钱程一直致力于高雅艺术产业化经营中上游研发领域的风险投资，他组织创作的《呼唤诗神--诗歌朗诵会 》、《但愿人长久--诗歌朗诵会》和《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等一系列融会了中西文化和多种艺术资源的新型演出形式 ，盘活了一大批高雅艺术存量资源，把养在深闺的高雅艺术推向了市场。艺术家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成果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转 换成了生产力，用柳传志的话来说就是“智慧变成了钱”。

　　和柳传志不同的是，钱程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家。投资的风险、市场的开拓和艺术创作上不同意见的分歧等等压力，他 都得自己承担化解。

　　另一个和柳传志的不同是，钱程在高雅艺术市场的拼杀虽然已经开始为业内外人士理解，但仍显得势单力薄。一旦推 出新作品，一定赔钱。春节这组演出的前三场售票收入虽然高达54万，但4个主要演员的出场费28万，交响乐队出场费2 0万，指挥出场费6万，合唱团6万，童声合唱团3万，作曲3.2万，宣传3万，节目单2.4万，场租6万，外加杂费， 总成本竟为80万!□本报记者茹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