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排行榜像工商界的奥运会，吸引着来自东方的炽热目光。渐渐地，“500强”变成了一种图腾，深深地植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这个“集体无意识”很快上升为国家意志。当时的战略叫“抓大放小”，具体的办法是“强强联合”，搞“航空母舰”，也就是大企业集团。

　　一份官方的研究报告告诉了人们两个有趣的事实。一是从1994年的生产总量来看，我国煤炭、水泥、棉布、电视机均是世界第一，钢材、化纤、化肥世界第二，电力世界第四，原油合成橡胶世界第五……但没有一家企业进入500强；而许多总量排不到前头的国家，却拥有上述产业的500强企业。二是我国500家大企业销售额总和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额。推论是我们的企业为散兵游勇，数量多规模小，没有竞争力，因此需要“整合”。当时的榜样是韩国的大企业集团。

　　与此同时，国家经贸委还“钦定”了6名“种子选手”，它们是海尔、长虹、北大方正、宝钢、华北制药、江南造船6家企业，作为冲刺500强的先头部队。每年国家给每家企业投入不少于2000万元的技术开发费用。

　　正干得兴致盎然如火如荼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传来许多大企业集团崩溃的消息。而此前它们在500强榜上有名，是“汉江奇迹”的一部分。“韩国模式”的失败在中国经济界引起震动，许多学者对“大企业集团战略”进行了反思，他们怀疑由政府主导的企业兼并、“强强联合”到底能否形成有效率的大企业?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在我国，“强强联合”的目的被简化为“进入世界500强”，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一个企业，那绝对要排在全球500强的首位。关键是企业内部机制的变革，以此产生“1＋1＞2”的效率，否则联合只能带来负效果。

　　对于眼下政府“扶植”一些企业冲刺“500强”的做法，学者们拿海尔“现身说法”——其一，以中国过去的经验看，靠国家是扶植不出名牌的，海尔的成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政府插手反而可能是拔苗助长。其二，一旦被视为重点扶植对象，海尔的领导可能头脑发热，搞大跃进，据说海尔已经把进入500强的时限提前。而各种各样的兼并活动很可能是规模上去了，但效率下来了，海尔利润比同行低就是一个例子。其三，政府扶植某个企业(如海尔)，这对其他竞争对手不公平，也不利于市场规则的建立。从冲动和狂热中回转身来，有些企业家对500强开始抱以淡然的心态：不言大。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永平说得更没有余地：“中国企业与500强比，起码相差50年!想都不要去想!先把自己企业在国内做好再说，我们不去做那个500强的梦。”

　　挺进500强的雄心不可少，那毕竟是一种光荣与梦想，但“500强情结”不可有。国内一家素以低调稳健著称的企业老总对“500强情结”嗤之以鼻，他认为做企业不是在造神话，而需要每一天脚踏实地工作，“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对于“500强泡沫”，这位老总引用了松下幸之助的一句话：“500强是什么?不就是一本杂志的排名吗?”(《南方周末》作者：刘洲伟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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