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韩康

　　对国有企业的三年改革脱困计划并非没有人持怀疑、观望态度。根据政府机构提供的详细统计分析，预期设定的6599个目标企业三年内实现改革脱困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应无须再有怀疑的理由了。然而引人注目的是，《中华工商时报》的报道在“国企改革攻坚有成”的大标题下，还以显著的副题形式反应了经济界人士的一个重要认识，国有企业“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还远没有解决”。这就使读者在感受这个利好消息为之鼓舞的同时，还留下了一个需要深入研究、思考的空间。

　　说深层次矛盾还远没有解决，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以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坏账问题为例，由于企业自身的市场消化能力微弱，为了尽快减债减负，现在的办法是政府把最吃重的部分背起来了。先是中央政府拿出近2000亿元冲销企业呆坏账，接着又搞了数千亿规模的债转股，最后则是由政府举办金融债务公司来承接和转移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这些举措对缓解企业的债务重负意义重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把最棘手的中国经济难题向后推移了。

　　金融债务公司有可能是解决国企债务和坏账积累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自然寄厚望于它的管理和市场运营能有超水平的发挥。然而，这里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是，在国有经济的整体机制还远未理顺的情况下，难道可以指望某一类国有企业能够创造出特别卓越的市场奇迹来吗？如果不在发生企业坏账源头的一系列制度缺陷问题上深化改革，谁能担保新的坏账不再继续大量生成呢？又如，为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政府采取了相当严格的财务监控措施，改进了企业会计管理方法，又在企业班子建设方面加强了力度，包括重提依靠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性监督。这些都是很有效的。但是，企业的资产安全并不等于企业的活力。企业的根本活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组织，而且是积极持续的创新组织。这就需要有一套能够激励企业家持续创新的机制和制度，这些东西我们有吗？

　　企业家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选择、任用、配置，需要有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制度，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现在还基本上依赖一套行政化的人事管理方式，尽管已经进行了明显的改进，但终究不能算做市场化管理的范畴。要改这个东西，又会涉及到现有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国有企业的三年改革脱困，可以说是一项全面筹划的政府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产出成绩十分显著，但同时，投入成本也相当可观。市场经济是需要算账的。在这里，无论是政府的资源性投入，还是各种改革与发展政策的软投入(例如企业股票上市的优先准入)，都使国有企业实际上享受了比较优裕的国民待遇。在国有企业转制的特定时期，提供这样的政策、发展条件是必要的。

　　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有关推进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政策已经全部出台完毕，非常规性的政策环境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政府的政策支持曲线已达到增长的最高区域，市场竞争的冷酷规则终将全面引入，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市场竞争格局将会更加复杂、激烈。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如果国有企业仍然能够继续生存并获得持续发展，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的政府工程是经受住了考验的，是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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