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TO西雅图会议上，在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上，人们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表示他们对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不满。这些一直自以为运作良好的国际组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们的未来会怎样？

　　对国际组织的挑战主要来自经济全球化。199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要求建立一种能够反映世界多元化、避免危机贫穷的机制，并且不能靠强权建立这种机制。另一方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是巨大的，因为人们不知道全球化会通向何处，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

　　IMF:为什么是错误的药方

　　亚洲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有很多抱怨。相当一些人认为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的药方造成了危机或是令危机火上浇油。还有一些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不适合的政策强加给不发达国家，而经济大国却从中获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也承认建议亚洲国家用紧缩的财政政策清理乱摊子是错误的。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多是受过主流经济学训练的专家，错误为何发生呢？

　　当经济面临衰退时，这些国家被要求提高利率，痛减支出，增加税收。从逻辑上讲，这会使它们左右都会为难：如果达到紧缩目的，会减少需求，加重衰退；如果没有达到紧缩目的，意味着情况已经失控，又会加深市场恐慌情绪。事实也证明，紧缩的财政政策确实恶化了市场气氛。

　　可是，这些政策却多次在遭受危机的国家重演。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原因在于IMF试图不惜一切代价赢得市场信心，玩弄信心游戏的需要超过了正常的考虑。几乎所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寻求救援的国家，都千篇一律地经历了汇率狂跌，而且还有进一步下跌的风险，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平抑市场情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推行那些它们觉得市场认可的政策，无怪乎危机来临时经济学教科书都被扔到了窗外。

　　但是，由于危机是自我强化的，平抑市场情绪的经济政策不足以挽回市场信心。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结构性改革，令人怀疑美国从中渔利。它与亚洲政府之间的争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恶化了市场气氛。

　　IMF的失误不仅是因为观点的不同，也有其机制性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始建于1946年，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汇率稳定，有秩序的外汇交易，帮助一些国家实现收支平衡为目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的是一个“救火员”的角色。遗憾的是，当一个“救火员”工作做得出色时，房主就会缺少改变房屋现状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作为各国政府的“最后贷款人”(即它们遇到麻烦时去借钱的地方)，IMF并不是好惹的：它会给你所必需的，而不是你想要的，它会强迫你履行它的意志。

　　人们强烈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其运作更具透明度，希望它能对发展中国家中人为的货币金融危机具备足够的敏感度。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对避免金融危机来说，没有好办法。新世界秩序的规则似乎没有给发展中国家以发展空间。所以，事情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不是哪一个人的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或者说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最困难的是确定一种新的模式，使全球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人们反对的焦点。很显然，它不是IMF一家的事情，也不单单是药方的对错。

　　世界银行：减贫与发展的悖论

　　取消第三世界国家债务是4月份IMF和世界银行年会的主要议题，其中一些人呼吁减免48个最贫穷国家的债务负担，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只有这些国家有迹象显示经济已经复苏，否则不应马上减免其债务。

　　世界银行网址的首页上写道：我们的梦想是不让这世界有贫穷。它的任务是以热情和专业的人员与贫困做斗争以取得持久的效果。它每年为其客户国家提供300亿美元贷款，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

　　批评家认为，国际组织把贷款发出后就听之任之，等到危机出现才诟病客户无能。甚至有人认为世界银行应该对某些穷国举债过高无法偿还的情况负责。

　　示威者们的真正意图还在于经济全球化，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只会有利于大公司和跨国公司，而不利于穷人。

　　世行的两难境地在于那些不喜欢发展却支持援助的人和那些只喜欢发展却反对援助的人一样地多。但世行必定希望发展和援助双管齐下减少贫困。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已经尽其最大努力保持其中间立场的连续性。

　　目前，关于贫困问题的争论还更多地停留在减免债务上。其实，在全球化过程中，稳定、发展和消除贫困是相互依赖，互为因果的：不减少贫困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和贫困做斗争。

　　贫穷国家的政府必须把增长放在首位。1988至1997年，东亚国家人均收入1美圆以下的人数急剧下降正是增长的结果。

　　世界发展报告撰写组负责人卡布尔辞职表明维持中间道路并不容易。卡布尔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感到不能胜任自己在世行的工作，原因在于在外界压力下更多地偏离了以市场为基础给贫困者更多机会的原则。发展报告的主题是“机会，安全和授权”，世行的高级人员认为它们并未受到损害。但是，世行内外都对此有着激烈的争论，多少力量放在机会(更多地侧重经济自由化和增长)上，多少力量放在授权(更多地侧重收入再分配帮助贫困者)上。

　　不管事实到底如何，争论都表明世行不能在支持增长支持市场和反市场反增长的困境中徘徊，它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

　　有人认为今年的世行报告低估了快速增长带来的福利，同样，它怀疑自由化的好处。总之，它比任何时候离反发展，反自由化的非政府组织都更近。

　　当然，世行从国际金融市场上为发展项目筹集资金，还从富有的政府获得资助。它应代表股东们的意志，而不是那些怀疑经济增长，市场和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

　　但这仍然是一敏感的平衡问题。如果世行不是从反增长的非政府组织获得支持，而是从其政府股东哪儿，它只能采取一个宽泛的议事日程。

　　对世行给受援国的政策有这样一种评论：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官方发展政策中，西方顾问们不断地说服着发展中国家采纳他们在本土没有机会实施的政策。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增长战略正是无法在本土被接受，更糟糕的是，他们希望世行能帮他们的忙。

　　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更多的选择和更多的资源。减轻贫困的讨论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增长上，这就像萨默斯所言，是一个没有王子的王冠。这既不是说增长是唯一的目标，也不是说增长是很容易或短期就能实现。相反，我们对如何实现发展和减轻贫困比以往更茫然无知。但毫无疑问，世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必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摈弃一时的压力。

　　不可能指望富有国家的政府主动去帮助海外的贫困者，也不能指望第三世界永远的贫穷和富裕国家并存。世行减贫的任务在于找到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途径。

　　WTO:不要试图涵盖所有贸易相关领域

　　去年4月30日，鲁杰罗离职后，世贸组织总干事人选的僵持不下曾被认为是世贸组织空前的危机。但事实上，在确定千年回合的谈判内容和谈判日程时，争吵再一次使得无法达成实质性协议,并且旷日持久；西雅图会议上的暴动达到了反世贸组织和全球化的高潮，把人们对WTO的不满表现得淋漓尽致。世行和IMF的年会上，仍是抗议的对象之一。

　　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世贸组织的规则改革了。WTO的前身是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利，不能强制实施惩罚，改变关税税率或迫使一国修改法律。而WTO，如果成员国拒绝执行它以前同意的条款，成员国则可责成其政府实施报复。

　　正是该原则的改变在1995年把GATT变成了WTO。但成功也带来了新的困难，因为强制的权利，就有必要实行全体一致原则，保证每一条款都被每个成员国批准。而WTO有136个成员国，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想要通过WTO来解决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它很快就发现达成协议是困难的。在权利加强的同时，WTO涉及的范围也变得更宽更加有侵略性了，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也变得更不容忽视了。

　　在制度改革方面，在总干事人选无法达成全体一致时，就有人建议实行比重投票制，但这永远不会被同意。在国际组织中，每个国家拥有相等的讨价还价权是不可能的，WTO也同样。全体一致原则使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声音。在某个条款上，不同意的国家往往会因在其它方面获得补偿而被说服。所以，因无法全体一致而搁浅的总干事人选问题最终还是在全体一致的情况下以分享的办法解决。

　　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提高WTO行使职责的能力，改进运作效率，这一点的可行性比过去强多了。

　　在争端解决上，成员必须遵守即使是不利的裁决。欧盟成了这方面的反面人物，在两个关键的案子香蕉和荷尔蒙牛肉上，它都没有做到。已裁决的事情应严格执行，否则，成员国谁还有动力执行那些达成的协议？

　　成员国越来越企图利用WTO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至今，人们对到底什么问题可以拿到WTO讨论尚无定论。在确定千年回合的议题时，欧盟建议把竞争和投资，追求社会和环境政策，文化多样化和动物福利等内容包括进来。而美国，则对劳动标准和环境感兴趣。在谈判日程和内容上的分歧如此巨大，即使没有暴动，西雅图会议也难有实质性进展。其实，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内容都是不必要的，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完全可以在不触及这么多敏感话题的前提下得以完成。后乌拉圭回合在信息技术、金融服务、基础通讯方面的成功便是明证。

　　WTO的目标是有步骤地推进贸易自由化，增加各国福利。太高的雄心和无所不包的回合是不必要的，在目前它只能是抵消效率的。另外，要使WTO变得更有效率，它需要更多的资源。它每年的全部预算是1.27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向联合国食物和农业组织交纳的会费。WTO 530个职工中，150个是政策制定方面的专家，它缺乏足够的资源去翻译文件，为委员会服务。

　　WTO要起作用，还要运作良好，必须是在成员国能够遵守它的规章制度的前提下。WTO的雄心壮志不该是企图把贸易领域的事无所不包，那样做失败的风险远大于成功的回报。王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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