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na.com.cn |
| ||||||||
 | |||||||||
|
|
 |
|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0年07月12日 14:14 国研网
或许是海外股市的跌宕起伏攫去了人们过多的注意，国内关于银行上市的最新消息并没有引发大面积的震动。但是，善于信息搜集的媒体的反应已经有些紧张了。 5月，北京的一份地方经济报纸首先透露，新上任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金融企业与资本市场发展”研讨会上表示，在规范发展证券市场和改革发行制度的基础上，欢迎金融企业发行上市——具体而言是可以“分期批量上市”；上市的“第一梯队便是现有的规模不太大的股份制银行，其次是保险公司，再次是证券公司”。另一家全国性的经济类日报更称之为“管理层第一次明确表示鼓励和支持金融企业发行上市，且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有关上市的具体条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这可能是一段时间以来最具有刺激性的话题，不少媒体立即以极大的热情作出转载和关注。 然而还没有等到人们细加回味，情况就急转直下。6月5日，国内主要证券类报纸分别在头版刊登了中国证监会指出有关周的讲话为“不实报道”的严厉批评，并指出：“我会主要负责人在此次会议上和其他任何场合从未发表过类似金融企业依次批量上市的讲话。”关于银行上市的话题一时变得格外敏感。 据消息人士透露，当许多人还沉浸在莫名的兴奋之中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家金融监管部门的高层官员即紧急聚会，提出了“银行上市不要过于匆忙”、“应该稳步推出”等建议，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于是，银行上市的热浪就这样在夏日真正到来之前先行冷却，上市一事的敏感与复杂性再次得到了证明。绿灯亮起 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的记忆里，关于银行上市的话题早已经争议多年，且经历了几起几落。 1991年，深圳发展银行作为一家由企业法人出资的地方性银行，在深交所成功上市。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 据比较了解当时情况的李扬介绍，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刚刚设立的时候，对上市公司的结构等问题并没有做出统一的考虑，所以一些金融和房地产企业也就有了上市的机会。深发展和几家信托投资公司就属于此列。但是不久在1993年到1996年的总体通货膨胀中，出现了所谓“资产类泡沫”的经济现象。信贷资金的进入被指为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证券市场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不正常。于是，“管理层便采取了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一律不准上市的措施，以严格切开金融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关联。”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银行上市、特别是大银行上市本为惯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研究部总经理许小年解释说：“这实际是一种趋势。因为银行与普通的企业不同，企业可以向银行贷款，但很难设想一家银行再向另一家银行借贷以补充资本金。加之银行的发起股东财力又很有限，上市融资于是成为必然的选择。” 据统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金融服务类公司目前约有900家，东京交易所有160多家，香港也有40多家。而在中国，从深发展起步，直到1999年11月10日浦东发展银行3.2亿股A股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中国第一家与第二家上市银行的出现相隔了8年。而浦发行上市几经波折终于成行的故事，也许更有助于今天人们对银行上市之周折的理解。 这家沐邓小平南巡之春风成立的沪上银行最初注册资本金为10亿元，其股东主要包括上海市政府部门以及部分本地的大型国有企业。基于建设“东方金融中心”的使命感和紧邻资本市场的地理优势，浦发行成立后的第四年即1997年，便正式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其目的相当明确——借助资本市场扩大银行自身的资本金。然而，时值亚洲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央高层领导对金融风险高度警觉，对银行的上市问题当然更是谨慎；虽有深发展的前例，浦发行上市仍被暂时搁置。 直到1998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趋稳，浦发行上市希望重燃。但一个新的问题又被适时地提出来了。根据国务院1993年发布的《股票发行与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企业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前一年末，净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不得低于30%。可是浦东发展银行申请公开发行A股，其净资产比例只有5.16%，显然达不到要求。上市申请再次受到了质疑。 为了促成浦东发展银行上市一事，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两家协商，向国务院做出专门的请示。他们在报告中认为，商业银行具有负债经营的特殊性，其净资产比例一般都不超过10%。因此在考虑商业银行股票上市时，其净资产比例可参考《商业银行法》中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的标准执行。在这种“通融”的办法下，不仅浦东发展银行可以顺利上市，也将为今后其他银行的上市铺平道路。 此报告上报国务院后，并没有立即得到认可。国务院总理朱基指示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对是否同意商业银行股份上市再作研究。两家机构不敢怠慢，于1999年3月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明确提出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符合条件的可以上市；同时表示股份制商业银行股票上市不存在法律障碍，希望尽快制定商业银行上市的具体办法，明确上市条件和标准，以规范商业银行进入证券市场的审批制度。 至此，浦东发展银行股票上市终于亮出绿灯，而决策层对于银行上市的态度也看似峰回路转。当时便有分析家们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商业银行大规模上市的局面即将到来。 此后，主要高级管理层的几位重要人物也在不同场合作出了颇具乐观意义的公开表态。1999年9月，正是在浦发行上市前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上海'99《财富》论坛上表示，国内有许多银行计划发行股票并上市，国家将允许更多的国内银行和私营企业上市。 11月，在浦发行挂牌上市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蔡鄂生在出席'99全国商业银行年会时也表示，对于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将大力支持其上市。 2000年5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于1999年9月完成的题为“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充实资本”一文，其中肯定：在国内股票市场或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发行新股，是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并实现股份制改造的一种途径。 小步快走 尽管中国证券市场已有9年历史，但是除了深圳发展银行上市时间较早，国内所有的商业银行真正着迷于“上市”这个词其实都不过一两年。自《商业银行法》、《证券法》颁布实施以后，作为国内首家正式批准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上市公司，浦发行的成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或者透过一些渠道吹风，或者公开表示“正在积极筹划准备上市”；香港市场上关于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的上市更是传言纷纷。 中国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在中国的银行业中属于资格较老的一代，经历过更多的市场沧桑，于新世纪到来之际，争取第一批拿到上市资格以寻求新的发展机会的心态相当急切。在交通银行2000年的工作计划中，就出现了“要积极做好公开募集股份及上市的各项准备工作”的字样，并明显加快了推进电子化建设、优化资产结构的步伐。 该行前任行长王明权5月初在澳门出席商业银行行长研讨会时曾透露，其上市集资额目标将是资本金的15%，为20亿元人民币左右。20亿的盘子相当于浦发行的6倍——这显然是一艘“股市航母”的架构。上个月末，交通银行的有关官员通过外电表示，交行上市已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意，证监会将会作积极考虑，并在“市场条件适当的时候”推出。 招商银行在国内的商业银行中被认为科技开发的投入力度最大，成效也最为显著。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正在积极向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提出上市申请。据称已获得了原则上的同意。 相比较而言，以非公有制经济为背景的中国民生银行的上市准备似乎进程最快，也格外引人注目。中国民生银行成立于1996年，股本金为13.8亿元人民币，其中85%的股本来源于非国有企业。目前民生银行有50多家股东，其中不乏国内知名度颇高的几位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包括张宏伟旗下的“东方集团”，卢志强旗下的“光彩集团”，刘永好旗下的“希望集团”等。数字显示，1999年底该行实现税前利润3.6亿元，完成计划的134%，比1998年增长47%；总资产达366.7亿元。 民生银行的“非公特色”一度并未为人们所重视，甚至由于其规模较小而有点“人微言轻”的感觉。但在此一波“积极上市”的浪潮中，其动作却相当迅捷。在4月底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该行决意上市的股份将不向战略投资人进行配售，而是拿出20%配售给投资基金，余下的80%全部进行网上申购。几天后，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名单中，人们看到了副董事长刘永好、张宏伟的名字；原来的副行长董文标坐上了“头把交椅”。48岁的董是一位所谓“技术型干部”，实力不可小视。新行长明确表示，在大力拓展业务、提高盈利水平的同时，近期民生银行要加快上市的各项准备。 股份制商业银行步履匆匆，“上市”也牵动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在香港公布了其海外部分将争取在年内上市的计划，建设银行曾在内部进行整体上市的探讨。据悉，还有银行向中央提出，能不能先把一部分效益好的分行拿出来先行一步？其迫切心态可见一斑。 利弊之争 一边是各家银行“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惟恐落后，另一边政府有关决策层和专家学者对上市的“利弊之争”一刻也没有停息。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可大可小，但集中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国有银行当前是否应当上市，或者说是否应当选择上市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人们显然存有不相同的看法。 李扬将上市称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必然选择，可谓“此去华山一条道”；因为舍此之外，根本无法使其获得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8%的充足资本金。他认为，需要讨论的只是上市的时机和路径。 许小年提出，上市是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运营水平的惟一途径。惟有上市——当然主要是海外上市，才能使国有商业银行同步解决建立外部约束和内部激励机制的双重需求。他还认为海外上市考虑到了市场容量的因素。“比如建行大约值1500亿，即使上市流通25%，即300亿，国内资本市场可能也无法承受。不过将来这些银行在运转正常后，完全可以在国内进行二次上市”。 近一时期新的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上市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上流行的股票期权计划。上市公司持有期权的管理层不但可以获得经营得来的红利，还可以获得二级市场的利润。摩根士丹利添惠执行董事、经济分析师谢国忠坦言，使高层经理得到较高的回报，这是上市银行补充资本金以外的另一个诱人之处。但要成功上市——特别是在境外上市，首先要改善银行的运行机制和经营状况的透明度问题。 当然，持认同意见的专家们并没有简单地认为银行一旦上市便万事大吉，“谨慎乐观”是相当普遍的说法；防止“盲目上市”也每有提及，但他们显然对于上市寄寓较大期望，而且对这一举措的主张较为迫切。 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更强调国有银行上市的前提及相关的配套改革问题。例如曾经担任过香港证监会中国政策顾问的李青原便认为，银行上市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有一个过渡的时期，前提必须是对银行体系的根本性改革。她认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机制上还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有待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是其产生利润的能力、其贷款的硬约束机制都尚未建立。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上市的银行无论是“贵卖”还是“贱卖”，都只能演变成对银行的债权人极不负责的“圈钱”。她认为现在的任务是先改制再谈上市。 世界银行企业局专家张春霖分析说，向股东披露真实的财务信息对于国有银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便是在政府内部，知情人也非常之少。 亦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对分拆上市持疑义，因为资本的流动性决定银行是不可分割的，这与一般的生产性企业不同。加之银行的信誉是一个整体，人员、资金等理所当然需要整体地看待。但如果是属于类似一个控股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划一块完全独立的业务去上市，则另当别论。 摩根士丹利添惠的一位分析家更含蓄地概括道：“中国总是对股市寄寓过高的希望。”此外，国有银行在选择上市后是否愿意执行国际标准、真实地披露坏账等，也受到专家们的质疑。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秦池江直接地表达了对于银行上市的保留意见。他认为，商业银行的改革不应该从产权入手，“关键还是政府和金融部门各自的功能定位”。功能定位决定了政府对银行应该管什么，以及应该怎么管。目前政府管理银行的思路、手段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实际上，目前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管理仍是一揽子统管，从党、政、工、青、妇一直到具体业务。现在应该讨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实行股份制或者要不要上市，而是重新确定政府行为的观念，重新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应该放弃对商业银行的过多干预，“创造一个有利于商业银行竞争的空间”。 这位资深金融专家将他提出的任务概括为银行的“市场化改革问题”。他认为，在市场化改革解决之后，股份制改革才是有意义的。 谁先迈步？ 学界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来自监管部门的消息表明，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上市在理论和政策面上已无过多争议，关键只是把握节奏；而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上市，主要是包括其国内资产的整体上市，目前尚未作为改革的近期和中期目标提上议程。 我国目前共有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总资产已经占到全部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1%，经营业绩也普遍好于国有银行。让这部分银行以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资本金，被认为可以形成良性的资本补充机制，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尽管如此，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上市也不会过快、过急。消息人士称，管理层目前的担心是，如果银行过于集中上市，会对大盘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银行步入A股市场的步伐将放缓，今年可能只有民生银行一家上市，其他的或许只能继续等待；条件具备的银行也可能选择海外上市之途。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国内市场份额的80%。有专家据此认为，四大银行的上市理应排在首位，因为此举关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代表和反映了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能力”。但这种看法目前并未被决策层所接受。 据悉，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意见包括两层内容：其一，在目前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中，国有银行的地位仍难以替代。为了保证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有效控制，保持目前国有独资银行的形式是十分必要的，而改制上市则意味着银行股权的分散和国家控制权的相对削弱。其二，四大银行凭借国家信誉担保，在吸收存款上仍具优势，其资本金的不足暂时不会影响国内经营。 当然，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长期靠中央财政注资，迟早要面对资本市场解决资本金问题。最近一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传来的信息多少显示了一些突破。这次会议提出，要稳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尤其强调要按市场原则多渠道筹集资本金，增强市场竞争力。这些表述虽然十分周到，但“多种渠道”一言既出，毕竟使人看到了希望。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也曾多次公开表示，国有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将其改造成股份制商业银行没有政策上的障碍，但必须完善会计制度、监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 专家们虽然对银行上市的紧迫性与可能性有不同看法，但对于银行改革的迫切感则同样急切。在采访中，记者还听到了一些相当具体的建议。 一种建议是引进战略投资人。世界银行东亚问题经济学家Richard Newfarmer提到了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他认为韩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即引进外资合作伙伴，不但可以引进新的管理经验，带来新的信贷文化，还可以改进旧的信贷评估制度。在操作的层面上，李青原认为，中国的银行可以考虑引进一个香港的战略投资者，吸收先进的服务、投资决策、贷款决策、治理结构、风险控制机制，同时再引进几家外资的合作者。 另一种建议则关注政策环境的改善。秦池江指出，如果现在储蓄利率市场化、票据利率市场化、银行服务货币化、业务开拓自主化等框架性措施都可以实行，就有可能在股份化之前构造一个市场环境，产生真正适应市场的银行经营机制和体系，看出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继而推动股份制改革。 “我们应该学习80年代中期开始的台湾公营银行民营化的经验。他们的改革框架相当明确，设计细致到对不同层次的员工都作出了具体安排。我不同意所谓通过上市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观点。渐进式改革只是一种操作的程序和力度问题，并不等于单兵突进，或者没有长远目标和设计的改革。”秦池江说。 思睿任波王利娜
| ||||||||||||||||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