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国有企业上市“改制与融资”的双重目标中，应当将“改制”置于首位。

　　近来听到不少好消息，今年前五个月的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开始转暖，无论是出口、外资流入还是内部需求都有回升。与此同时，香港市场出现了红筹国企股上扬之势，特别是中国电信业的新劲旅中国联通成功在香港与纽约两地招股上市，总计可拿回64亿美元——这个数字远远超过预期，甚至超过当年的红筹股王中国电信(香港)首次公募加上两次注资后总计62亿美元的数字。

　　形势向好，于是人们很兴奋了。兴奋之心很容易转为一种急切的主张：赶快让国有企业到海外去上市，去拿钱！

　　这急切当然不无理由，但也大有令人担忧之处，因为这会强化目前流行的、但并不正确的价值判断：“以上市迟早论英雄”。急切导致偏颇，会使企业海外招股行为短期化，最终影响其深层次改革和长远盈利能力的形成。

　　从1990年中信泰富在香港买壳上市算起，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股市融资已经历了十个年头。这些年来，红筹股、B股、H股、N股形形色色，资本市场起起伏伏，人们已有了相当深刻的感受。特别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香港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招股遭受多次挫折，已上市企业的股价表现也乏善可陈。往昔的教训早已表明，海外上市虽可在一定时期内改善企业财务结构，但对其建立合理治理机制的约束力还是相当有限的。特别是在市场形势火爆时，具有敏锐嗅觉的投资银行家们往往急功近利，揠苗助长，借助行政力量对国有企业快速分拆包装后立即上市，这虽然可以拿来大把“容易钱(easy money)”，但并不能使企业获得脱胎换骨的改造，其后果往往是市场震怒，股东吃亏，而股东首先就是国家这个大股东。资本市场趋利而健忘，但我们万万不可健忘。

　　中国离世界比较远，对国际资本市场也比较生疏，在“姓社姓资”心存疑惑的年代，多数人当然避之惟恐不及；及至幡然醒悟意识到可“为我所用”，主流想法就成了用之惟恐不足。其实，在中国决心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并且加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今天，国际资本市场再不遥远，中国企业进出其间的机会广泛存在着，更需要的还是对市场的理解和了解。因此，无论单个企业还是政策制定者，都应当多一些长远观念和从容心态。海外上市尽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但上市时间表不必过于紧张急迫，功夫应当下在上市前的改制重组上。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重组期普遍偏短，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国际资本市场毕竟是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物，其特性与中国国有企业与相去甚远。尤其是一些资产成百上千亿元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因其产业或行业特性被认为具“重要战略地位”，享受着政策惠顾；一方面长期以来实行上层政企不分、底部诸侯割据的畸型机制，滋生了大量外人难以想象的痼疾。在对这些企业进行改革时，按国际资本市场的标准进行重组改制，无疑是有效的手术措施。但既然施行“手术”就应当坚决彻底，更应在“手术”前后给予一定的整合期。一些历史包袱沉重的企业，“手术”还只能分步进行。

　　这一切，决定了企业的重组不可速战速决，更需要的反是时间和韧性。惟如此，为上市进行的重组才能够成为企业改革的实质性步骤，而经过扎实重组的企业也才能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巨大、更长远的成功。当年德意志电信从政企合一、邮电合一的政府部门改造为独立的国有公司，经历了长达八年的重组进程，最后于1996年11月在法兰克福、纽约、东京和伦敦四个市场整体上市时，一举融资130亿美元。这个西方国有企业重组上市的经典案例值得悉心体会。

　　当然，中国是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安排国企海外上市时不可能不考虑“拿钱”，而且“拿钱”之心总是非常强烈。特别是现在国际上科技股在下跌，中国经济又开始回暖，市场很可能出现了所谓融资“窗口”，让国有企业尽快上市融资之心也就其情可谅。但冷静想想就可以明白，抓住机遇从市场“拿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国家整体而言，最直接、最有效率的“拿钱”办法应当是减持已上市企业的国有股；而就具体企业而论，首要标准还是要看其重组改制是否到位，要考虑其长远发展的利益。

　　无论如何，在国有企业上市“改制与融资”的双重目标中，应当将“改制”置于首位。因为一国经济成长、人民生活富庶，归根到底依赖于众多机制先进、具有盈利能力的企业；资本市场上那些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也只能在蓬勃的实体经济舞台上展开。一时的“容易钱”或许好拿但也会烫手，我们切不可以企业上市迟早论英雄。据《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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