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一：关于下半年的经济走势。

　　易纲：年底前将走出通缩的阴影。

　　目前，各项经济数据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些走出通货紧缩的迹象。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最近的农业生产资料进口价格指数虽然略有下降，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从国内生产资料销售的情况看，价格指数也是不断上升的。物资局1—4月的统计数据表明，生产资料的价格总水平上升了2%。这些都是经济转暖的信号。

　　另一些经济指标也支持走出通货紧缩的看法。今年预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1，如果排除掉这一指标体系本身的偏差，走出通货紧缩的前景更为乐观。这是因为现有的指标体系中给予食品的权重过大，在48%左右，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有人说农民用收入的一半用来吃饭，也许是对的，但不能以此来论证在CPI中食品的权重应是48%。因为农村人口的食品消费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的。在农民用钱买的东西中，食品占不到一半，而城市人口消费中食品也占不到一半。如果把食品的权重降到40%左右，那么运用CPI作为衡量通货紧缩的标准就更为准确了，而这时CPI的数值将会上升。

　　我的预测是，今年的CPI为正的0.8%，RPI的负的1%，如果以CPI作为衡量通缩的指标的话，我认为，至少在今年年底以前，我们将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易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宋国青：经济形势。

　　会是阴间多云。

　　当前的通货紧缩形势可以说是“阴间多云”，走出通货紧缩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从对数据的分析看，1997年大概是通货紧缩的谷底，在此之后，价格的下降速度减慢，有过一些反复和波动。但这种变化是和大商品价格上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随着通货紧缩的加剧，会导致存货的下降，从而使得大商品的供给水平低于供求平衡的产量，它的价格会上升。但这是否意味着通货紧缩的结束，恐怕还要进一步观察。

　　另一个争议比较多的问题是所谓经济中是否出现了“拐点”，即经济复苏的先兆。我对这个提法不是很赞同。拐点是和经济周期相联系的，而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是没有周期的，因此拐点也就无从谈起了。

　　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周期是相对于过去20年而言的，我很怀疑今后的价格波动是否还会遵循同样的周期。我甚至还有一个猜想，如果在2018年，我们用1998年以后20年的数据做分析，恐怕就看不到今天所谓的经济周期了。

　　其实，中国今后所要面临的将是一个长期疲软的经济，这个论断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经济增长率相对会比较低，当然也不排除新经济、新技术、国际经济交流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些经济推动因素使之改观的可能性。第二，通货紧缩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第三，国有部门的负债、保险基金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潜在的问题都会有比较突出的增长。(宋国青：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林毅夫：过剩不消化通缩还会纠缠。

　　尽管上半年的一些经济指标有所好转，但只要生产能力过剩存在，物价下降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对于近期部分产品价格回升的出现，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基本生存的约束，当需求降到一定程度后不会再降了，即物价不会无限制地降下去，这时物价有可能出现短暂的回升。以我国目前存在的相当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而言，物价不会有大幅度的、稳定的回升，一不小心还会掉下来。所以说，如果这些过剩不消化掉，通货紧缩的压力还会存在。(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争论二：关于货币流通速度。

　　易纲：货币供应量不能再提高。

　　中国经济现实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广义货币与GNP的比例不断上升，1999年中国的这个比例是1.46%，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这既说明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进程的发展，也暴露了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结构单一、风险大的特点。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

　　同时，由于企业微观经营机制的问题，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企业的风险越来越大。银行作为企业资金的提供者，它的不良资产也随着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而不断上升。1997年真实利率的上升与这两方面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而真实利率的上升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观察到连降几次利率的效果不大，说明货币运动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

　　中国目前的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形势的要求基本是相适应的。而且，在防范道德风险的前提下，货币供应量实际上已经接近其极限了。所以，货币发行量不能再提高，否则会加大金融风险。

　　宋国青：上市至少与贷款的难度一样。

　　中国经济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随着货币增长率的上升，广义货币和GNP的比率在下降。这说明中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非常单一，人们都把货币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在这种条件下，对直接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目前国家政策的导向却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开放。上市和申请贷款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手段，但是目前上市却比贷款要困难得多，这就鼓励了企业去贷款融资，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和融资都是贷款行为，两者至少应当是同样难度。

　　易纲：不同意放松货币的主张。

　　宋国青教授提到的伴随着货币供给速度上升，广义货币与GNP的比例是下降的这个现象，只在1992-1993年间很短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如果把观察的时间放的更长，到2000年，就会发现1992年货币供给增长过快，造成大量呆账，导致了近几年广义货币与GNP比例的大幅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企业的微观机制没有改善，积累的大量的不良资产和生产过剩，为今天的通货紧缩埋下了隐患。所以我不能同意进一步放松货币的主张。

　　争论三：关于通缩的起因。

　　林毅夫：供给普遍大于需求。

　　物价总体水平持续下降是供给普遍大于需求的结果。供给大于需求可以是供给的扰动或需求的扰动造成的。目前西方标准的通货紧缩理论和国内多数研究通货紧缩学者所主张的理论，侧重在需求的扰动。按这些理论，通货紧缩是在经济均衡的状况下，由于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货币供给锐减或银行信贷收缩等原因造成投资需求突然下降或泡沫破灭，居民财富萎缩，造成消费需求突然剧减等原因造成总需求突然下降，出现供给大于需求，于是物价下降。

　　如果通货紧缩是上述需求扰动的原因造成的，那么伴随着物价下降国民经济必然会出现负增长。可是，我国从1997年以来，国民经济还在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那么，我国这场通货紧缩的原因不可能是需求扰动所触发的。

　　实际上，从供给扰动来考察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国这场通货紧缩的触发原因。在“八五”期间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在还没形成生产能力前表现为需求，投资的过度增长，造成了90年代初期经济的过热和价格水平的迅速上涨。到了1995年以后，投资扰动的因素消失了，但过度增长的投资一经建成后，即便成了1995年以后生产能力的突然大幅增加，物价水平一路下滑。由于居民的财富并未受到扰动，消费增长还相当正常，而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非政府投资的意愿下降，但政府以财政支持的投资增加，弥补了非政府投资的下降，总投资需求也还在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由于投资和消费都还在增长，因此，就出现了物价总体水平不断下降甚至负增长，而国内生产总值还以相当高速度增长的奇特通货紧缩想象。

　　宋国青：限产压库为何。

　　解决不了供给过剩。

　　对于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我有一个批评。在经济现实中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供给指向哪里，货币需求也会指向哪里，因此总需求应当是可以调节的。但是，目前中国的现实是总需求调节不动，这说明经济中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如果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供给过剩，那么单纯的限产压库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如果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债务通货紧缩，那么限产的措施会适得其反：人们更穷了，也更难以得到贷款，现期利润会进一步下降，更会加重通货紧缩。

　　林毅夫：限产消除不了过剩生产能力。

　　总需求可以调节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在90年代初期的投资规模增长数量是极为巨大的，从生产能力的净增长来看数字惊人，“八五”计划期间至少增加了200个百分点。这些投资在建设的时候是需求，建成后变成了过剩生产能力，限产可以使市场的价格维持在较高的价位，但并未能消除生产能力的过剩，只要限产的政策压力一减低，物价马上会下降。至于有人主张靠增发货币支持赤字财政来刺激需求，由于我国现在的法律不允许财政部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这一机制也是不存在的。

　　易纲：产权是造成通缩的重要原因。

　　我仍然认为产权问题是造成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过多，对产权的保护不足，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自己的管制之中，就会扼杀经济个体的活力。如果现在政府下决心保护产权，放宽市场准入的限制，加强对私人老板的保护，那么在个体的活力被激发出以后，经济中就会出现大量的增长点。同时，保护产权、鼓励竞争也有利于把经济中大量过剩、无效的供给淘汰出来。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这种由政府主导，加强投资力度的增长方式效率也是很低的。为了实现一定量的经济增长率，牺牲了大量的资源，税收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对经济的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更何况，许多政府花了大钱搞起来的投资项目，能解决的就业也是很有限的，真正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还要靠民营企业。所以说，只有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才能真正赋予中国经济新的活力。

　　林毅夫：政策要对症下药。

　　对于产权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对产权的保护是越来越好了。即使在产权保护不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也是一放就活。但这次尽管用了很多刺激的手段，经济仍然是放也不活。所以我认为产权保护对长远的经济增长来说是重要的，但对解决当前的通货紧缩来说，产权改革未必是对症下药。

　　争论四：关于反通缩措施。

　　林毅夫：产权改革后投资还会减少。

　　有人主张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供给和需求总量上的不平衡得不到解决，产权改革以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更会减少投资，从而加剧通货紧缩。也有人说扭转通货紧缩的关键是消除结构不平衡。但是，结构的不平衡是永远存在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讲要消除结构不平衡，改革以后讲得就更多了。然而，当时并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严重的通货紧缩是在1997年以后才出现的。

　　我认为前面提到的通货紧缩来源于总供给增长太快的提法是站得住脚的。由此导出的政策建议就是扩大消费需求，目前一般的看法是各个产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在30%以上。但因国民的财富并未萎缩，收入也没有下降，要靠增加财富或大量提高收入来扩大消费需求以消化掉如此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是不太容易的。

　　宋国青：政府只要不投资、少收税……。

　　今后中国面临的将是一个长期比较疲软的经济，政府只要不投资、少收税，对经济发展总是有益的。目前所采取的垄断、限产的做法反映了害怕竞争的心态，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国内目前对通缩还有一种凯恩斯主义的讲法，认为通货紧缩是由于老百姓的消费函数出了问题，对此我表示反对，因为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根据。目前通货紧缩的原因就是因为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太低，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应当大幅度削减开支、减少投资，而不是相反。为了支持1998年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政府发行了大量的国债，税收增长的幅度也很大，在这种环境下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不利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

　　易纲：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在反通货紧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现在我们有一些反通货紧缩的做法，实际上会阻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有利于恢复计划经济的，从长远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财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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