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经济指标表明，今年工业生产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季度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7%，GDP增长8.1%，宏观经济形势似乎已出现转机。然而，审视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由于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形成了追求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的倾向，向扩大建设规模要速度，把增长速度等同于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忽视结构优化，忽视技术创新，忽视产品竞争力提高。更为严重的是，在长期的消费品工业主导的发展中，形成了主要依靠消费需求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观念。消费需求约束出现以后，又不能及时把政策重点转移到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去，而是继续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寻找出路，不健康的浮躁心态表现明显。

　　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更新和成长的过程，离开了经济结构的不断正常成长的基础而追求高速度，必然带来不正常的滞胀和反复。中国经济的GDP高速增长与实物产出的低速增长，如果伴随的是第三产业的超常规发展和超高速增长，那么它基本是健康的，说明产业结构已经升级，GDP的增长有了新的内容。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幅很小，这样，实物产出的增长与GDP增长的过大悬殊就成为一种不正常现象。统计数据表明，自九十年代(特别是1996年)以来，储蓄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说明社会财富的增加速度低于储蓄增长的速度，从而可以认为人们储蓄的是一种社会财富不足的货币，拿这种实物担保不足的货币进行再投资，所产生的GDP增长含有虚拟经济成分，而中国的GDP增长恰恰是靠投资拉动的。目前，由于社会调动企业和个人直接投资的积极性不够，我国最大的投资主体依然是国家，企业和居民心安理得地把投资风险让政府(借债投资)承担，而自己安全地坐收利息，这样发展下去将是政府与企业的社会功能错位。企业应该是完成资本增值的主体，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社会直接投资的主体，居民和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的资本投资成为最终投资人，企业应该承担直接投资的全部风险并通过市场运作而增值，政府和居民承担对投资的有限风险。如果企业投资下降而政府投资增加，则既不利于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也有碍于政府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靠由政府投资拉动的GDP增长模式应当转型。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经济增长，经济经历了三次波动，目前已处于第四次波动之中。这四个周期分别是1978-1984年、1985-1987年、1988-1992年、1993年至今，经济波动的幅度非常明显。这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分不开，尤其是政府投资波动，一直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震源。由于政府部门投资需求牵动价格波动会引起企业生产预期和投资的同步倾向，所以企业投资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产生较大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自这一方面的影响会逐渐增大，由于企业投资的货币供给渠道主要是银行信贷渠道，在银行还未完全建立起风险约束机制的条件下，这种波动的后果，对金融的风险也同步放大。我国作出政府投资的经济决策，往往片面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使经济上升速度加快，回落也十分迅速，大起大落。就经济管理体制而言，政策出台前后，始终存在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关的两股力量：一股是无责任制的投资“饥渴症”，导致投资需求的无限扩张；另一股是由分配上的“大锅饭”及管理上的僵化，导致活力丧失和效率低下，从而对经济波动产生负面影响。这就需要国家退出直接投资领域，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为企业提供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

　　我国短缺经济的终结，买方市场的出现，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制度与技术创新的机遇。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转折，迫使人们进入一个艰难的制度创新过程，并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必要的代价改变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简单地缩小规模、限制产量，更不能人为地造成一种通货膨胀局面来启动经济。历史经验证明，通货膨胀只能导致虚假的市场供求结构，进一步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调整经济结构，不能在原有框架之下进行局部的修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也不允许我们简单重复过去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做法。以新的视野来研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已势在必行。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产业结构作支撑，必须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实际是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态，经济增长又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经济增长越快，产业结构变换率越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持续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不断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1978年相比，1996年第一产业的经济规模仅扩大了25倍，第二产业的规模扩大了76倍，其中工业经济规模扩大了78倍，第三产业的经济规模扩大了63倍，工业、服务业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但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多、经济效益差仍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30%左右，平均比印度、印尼、越南低10多个百分点，比韩国、俄罗斯、泰国低20多个百分点，比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低30-40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因素由供给方转为需求方时，结构调整没有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因此，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适当扩大投资规模，必须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加紧制定与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力图在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抓好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包括把高技术注入传统产业。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程度低的根本原因就是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落后，从工业化阶段看，传统产业还必须大力发展。以钢铁工业为例，从总产量上看，中国年产量达1亿吨，居世界第一，但在中国国民经济15个主要部门所需要的100个关键钢材品种中，生产能力不足的有27种，质量达不到要求的有20种，目前还不能生产的有11种。因此，我国一方面普通钢材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每年又必须进口1000多万吨国内短缺的优质钢材。所以，传统产业必须加快技术改造步伐，以便推进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这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这是美国本世纪第三个最长的增长期，失业率1997年底为4.6%，是25年来的最低水平，通胀率30年来最低仅为2%以内。美国硅谷一年的产值竟达4000亿美元，美国的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在美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占20%左右，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60%-70%。可见，科技进步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这就证实了著名经济学家索洛的名言：“经济增长就是技术进步”。而高技术的大量采用得益于从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开始的产业结构调整。1996年全球信息技术产业投资为61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1.5%，超过日本和欧洲对信息技术产业投资的总和。可以说，美国经济的繁荣靠的是高新技术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而实现的。

　　有鉴于美国的经验，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要进行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其关键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基础是大力发展教育，增加教育投入，培养高科技人才。我国的教育投入极低，1997年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仅为2.49%，连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达不到。要转变观念，把“科教兴国”落在实处，促进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如果我国不大力发展教育产业，就会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失去绝好的机遇，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高新技术发展的良性机制。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发育不完善、不充分，市场机制逐难以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完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从长远看，我国维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也非常关键，虽然经济回升势头明显，但深层改革仍需加速。□张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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