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外商投资的发展趋势成了国内外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焦点。政府正致力于制定新的市场开放和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加入WTO无疑也会为外商投资创造更为稳定、透明和可预见的投资环境。所以，无论是国内的政府部门、专家学者，还是国外一般看法，似乎都看好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前景。其中最乐观的看法是，中国吸收外商投资将会因为加入WTO而迎来新一轮高潮，2003-2005年间，每年吸收外商投资可能达到800-1000亿美元，即在目前基础上增加1-1.5倍。果真如此的话，那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对外国投资者，都是好事情。但我们却还需要进行稍微深入一点的分析，看看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发展潜力到底有多大？而这“潜力”又有多少可能成为“现实”？

　　宏观经济角度的分析

　　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2054亿元(约合99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根据政府发展规划，“十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以上。如此，则国内生产总值2003年将达到10万多亿元(按现行价格计算)，2005年将突破12万亿元。若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则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3万亿美元，2005年将近1.5万亿美元。

　　目前阶段，投资仍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2000年，甚至今后几年，政府仍会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并力争达到8%以上的投资增长率。这样，2000—2003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达15万亿元，2004、2005年，每年可达4.5万亿左右。而从前些年的情况看，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最高时达17.8%(1993年)，低时约11.2%(1999年)，若按平均15%左右计算，2000—2005年间外商投资将达3.7万亿元左右(约合4500亿美元)。

　　无论是实证分析还是定量分析，都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市场规模的扩大、投资的增长与外商投资具有极强的相关性。有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吸收外商投资规模与人均GDP的相关性在0.87-0.95之间。吸收外商投资的增长与国内投资的增长基本是同步的，这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更为明显，如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如此看来，似乎外商投资今后也应有较大增长才是。

　　但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投资增幅大幅度下降，经济显示出趋冷状态，即使政府采取了财政、信贷等手段刺激投资，民间的投资意愿仍然低落，外商投资也相应下滑。从中可以看出，外商投资固然与宏观经济指标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导致经济指标变化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说，决定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如市场体系的培育、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更为深远。假如经济增长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使是较高的增长率也不一定必然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区域经济角度的看法

　　截至1999年底，东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2702.28亿美元，占87.84%，中部地区275.02亿美元，占8.94%，西部地区99.01亿美元，占3.22%。从人均来说，东部地区人均吸收外商投资530多美元，中部地区人均60美元，西部地区人均34美元。从经济总量来看，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58.3%，比其吸收外商投资比重低近30个百分点；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27.8%，比其吸收外商投资所占比重高1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GDP占13.9%，比其吸收外商投资所占比重高近11个百分点。目前为止每亿元GDP吸纳外商投资存量，东部地区为550多万美元，中部地区则只有约120万美元，西部地区更是仅86万美元。

　　中西部地区在今后的经济增长中，增长速度将高于东部地区，到2005年，中西部地区的GDP可能突破6万亿元。在中国的西部开发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进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都会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投资机会。可以设想，今后5年内，若中西部地区能够达到目前东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水平，则就可以增加吸收外商投资3000亿美元，年均吸收外商投资可以由目前的不到50亿美元上升到500亿美元。当然，单从常识判断，实现这样的飞跃是不可能的，并且简单的类比也不科学。但起码我们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大有潜力。

　　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也有着良好的引资条件和引资机会。市场开放度较高、市场机制初步建立、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具有较好科研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出口竞争力较强等，是东部地区今后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因素。对于东部地区来说，需要首先实现吸收外商投资战略重点和引资方式的转移。传统的外商投资领域，即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投资，当然还是东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重要部分，无论从解决就业、促进增长，还是从培育生产要素(如资本、人才等)、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看，都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继续大力发展。目前东部地区的这部分投资，每年仍有150-200亿美元左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基本还可以保持这样的水平。而本地市场取向的外商投资，每年有100亿美元左右，影响这部分投资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消极的，即目前国内市场的持续低迷和大部分制造业领域的供大于求；一是积极的，即投资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和内销市场的扩大开放。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直接影响到这部分的外商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将是东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重点发展领域，如信息电子、生化制药等。这些领域的潜力是巨大的，但需要解决几方面的局限：一是股权限制，对外商限制持股比例和中方自有资金不足及融资困难，制约着外商投资水平提高；二是投资方式限制，没有规范、开放的产权交易市场，外商难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收购兼并方式进入；三是资金来源限制，鼓励产业资本而限制金融资本，如引进风险投资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方面，但现有政策是限制的，既不能或很难进入，又没有退出机制。这些问题不解决，高新技术领域的外商投资难有突破性进展。

　　投资领域的拓展，更是东部地区今后吸收外商投资发展的重心。目前服务贸易领域的外商投资，因为国家采取的是关键行业如银行、保险、商业等先在东部地区“试点”的方针，所以理所当然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由于开放程度的局限，这部分外商投资规模仍然很小，总存量大约只有400-500亿美元(不包括房地产等)。今后如果市场准入有大的突破，这些领域的外商投资发展速度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行业角度的估计

　　截至1999年底，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中，农业约占2%，制造业占60%，服务业占近40%(其中房地产和商业饮食服务业占绝大部分)。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可能在新的形势下发生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制造业领域外商投资所占比重将会有所降低，而服务贸易领域，尤其是其中的金融、电信、商业等，外商投资所占比重将会增加。而这种结构的变化，取决于市场开放和政策制定的先后次序。如果制造业领域，尤其是传统的外商投资重点行业，如机械、电子、化工、轻工、制药等行业率先实行了自由化，取消现行的投资管制，如对所谓生产能力供大于求行业限制甚至不许外商投资的规定，如对外商投资汽车生产企业的股权限制，和对企业内外销的限制，并放开对这些领域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收购兼并，那么这些传统领域外商投资所占比重不但不会降低，甚至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有大的增加。

　　如果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积极推进，而不是仅仅“试点”，那么这些领域的外商投资将会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增长。因为这些领域目前开放度极低，有的虽然开放了但仅是“试点”，远没有形成规模，有的则还是禁止外商投资的，但这些行业又普遍具有大规模吸纳外商投资的条件，如庞大的资本存量、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等。所以这些行业的开放将会使服务领域外商投资所占比重有较大提高。至于农业，则取决于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程度和农业生产经营的产业化水平能否为外商投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以及有关土地使用、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的制定。

　　如金融，目前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为316.8亿美元，贷款总额为237亿美元，其中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25家外资银行人民币资产总额57.5亿元，贷款规模20.6亿元。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金融都是今后外商投资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中国金融机构共有金融资产约15万亿元，现在外资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仅占不到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约是11万亿元，外资金融机构也占不到2%。若今后5年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业务额所占比重达到10%，则就可以吸纳上千亿美元的外资。但关键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包括开放的地域、业务范围和经营对象，及允许外资进入的程度。

　　汽车也是今后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中国目前轿车生产能力不到200万辆，规模生产能力极低，而随着收入的提高，轿车进入家庭已开始成为现实。一般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潜在汽车市场。汽车行业近期就有吸纳数十亿美元外商投资的能力。但中国的政策限制，包括轿车整车项目不许外资控股、外资难以进行收购兼并、不能建立自己的分销体系和维修服务网络以及对汽车消费的限制政策等，制约着汽车行业进一步吸收外资。

　　商业领域吸收外商投资潜力巨大。中国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万亿元，外商投资商业企业零售额仅占1%左右。中国的商品零售总额中，以连锁超市等先进业态经营的仅占微不足道的份额，如连锁销售比重最大的上海、深圳等城市也仅占6%左右。引进外商投资对商业流通网络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是中国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当然也为外商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目前商业企业的规模小、层次低、经营秩序混乱，以及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有过多政策限制，如不能做批发、外贸，不能收购兼并国内商业企业尤其是大型的国有商业企业，跨省市的连锁店、销售网点的设立有困难等，制约着外商投资的进入和规模的扩大。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吸收外商投资无疑不能令人满意。至今为止，农业实际吸收外资总共约160亿美元左右，其中约120亿美元属于对外借款，外商投资约40亿美元左右。外商投资农业的项目数9534个，仅占外商投资总数的2.8%，合同外商投资金额108.3亿美元，更仅占1.76%。中国农业吸纳外商投资的潜力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种植业、畜牧业开发都大有潜力，而农产品加工更是大有可为。中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农业资源多样化而且相对廉价，可以面向国内外市场，长期进行有竞争力的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乳制品等劳动密集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现在每年合同外商投资农业的规模只有10多亿美元，而在正常情况下，每年吸收数十亿美元是非常可能的。

　　制约因素一方面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多地少)，农业的小农生产方式限制了现代化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另一方面在农产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包括仓储、运输、内销、出口等的政策约束也使外商投资难以进入和经营，如很多农产品出口需要许可证和计划，甚至实行专营；种植业企业生产的农产品仓储、运输、分销体系建立受到限制等。另外，虽然农业是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但在政策上没有具体的体现，如土地使用、融资条件、税收减免、审批管理等方面都与一般制造业投资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目前发展势头极为迅猛的信息产业、电信服务业、生物制药业等，也都具有极大吸纳外商投资的潜力。但应该指出，“潜力”与“现实”还不是一回事。

　　从长远来看，外商投资由潜力变为现实须克服六大制约因素

　　首先是尚未形成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同所有制造成的市场准入和信贷税收等方面的差别待遇、行政管理为主造成的透明度不够，法治化薄弱、开放水平低造成的与国际惯例国际规则不吻合等使现行法律制度在立法基础、法律规定等方面不适应市场经济和外商投资的要求。

　　其次是审批制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限制了外商投资进入和运营。过多的投资管制(体现为企业建立的多环节审批)、过多的经营约束(体现为企业经营权、经营范围、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等的政府规定)和频繁的政策变化等成了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第三是新的投资领域拓展缓慢。九十年代初期开放的“试点”领域(如银行、保险、商业)至今开放度仍然很低，并且还没有明确的开放思路和政策，新开放的领域(如电信)大约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以往“试点”的循环。

　　第四是难以采用新的外商投资方式。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造成资产无效率无效益沉淀，难以通过股权转让或出售等方式引入外资，缺乏基本的法律法规和市场化的产权交易市场及相应的中介服务组织也使外商投资不能顺利进入。

　　第五是缺少承接外商投资的有效载体。国有企业与外商投资在体制、机制上难以融合，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网络等方面难以与高水平的外商投资匹配，今后可能是吸纳外商投资着力点的民营企业更还有投资市场准人和审批管理上的限制。

　　第六是传统引资优势在降低而新的竞争优势还远没有培育起来。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吸引力相对减弱，国内市场持续低迷也使市场吸引力下降，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劳动力素质较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不规范、服务体系不完善并且效率低服务差收费高等没有根本改善，投资环境缺乏总体竞争力。

　　加入世贸组织，当然对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是一个利好因素，会加速国内市场化改革，推动实现利用外资的第二次战略转变，有助于以上六个制约因素的逐步解决。此次中国就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承诺，除了农业开放、关税降低等方面，最核心的就是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问题，即是否允许外商投资进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进入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如何规范管理。但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艰苦的工作。并且由于涉及到现有体制深层次的问题，必然引起利益分配格局的大变化，使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任务更加艰巨、复杂，不能期望两三年内顺利完成。如此，其对吸收外商投资的效应也不可能立时显现。

　　所以，综合考虑上述各方面的因素，笔者的结论是：中国吸收外商投资仍有巨大潜力，完全有可能在5-10年内保持年均吸收外商投资7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但潜力变为现实，还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程度和市场开放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规模的扩大、投资管制的放松和市场体系的完善。而无论是体制的改革、法律政策的修订还是市场准入的落实，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外商投资因此不可能在近期内大规模增加，今后两、三年内，中国吸收外商投资将基本保持在年均300-400亿美元左右。2005年前后，随着中国市场准入的扩大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投资才可能会有新的显著增长。□马宇(作者单位：外经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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