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某种程度上，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矛盾。改革前我们选择的是平等，实行的是充分就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但却损害了效率。改革以来，市场经济的导入，不但启动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而且还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将企业富余人员逐渐地清理出了企业。

　　这样，一方面是体制内经济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减弱，另外一方面还是体制外经济对劳动力的使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失业人口(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口)不断增加。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393.9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3%；1993年，有登记失业人口420.1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5%；1994年登记失业人口为476.4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8%；1995年登记失业人口为519.6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9%；1996年登记失业人口为552.8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1997年登记失业人口为557.58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1%；1998年城镇失业登记人口为571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1%；1999年失业登记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率3.2%。

　　这就造成了严峻的就业形势。虽然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有时会大大高于3%，但其所包含的失业人口总数比较少。我国3%的失业人口仅仅属于登记失业人口，事实上还存在着一个隐性失业人口群，再加上国有企业的约3000万人的冗员，那么，未来的就业压力会更加严重。

　　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不仅体现在失业人口的增多上，而且还体现在下岗人数的增加上。自1993年以来，我国的下岗职工逐年增加：1993年，有大约300万人下岗；可到了1995年就有大约564万人下岗；1997年，全年下岗职工1200万人；至1998年9月份，我国已经有下岗职工107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为714.7万人，占下岗职工的比重达66.8%。据估计，1999年的就业供给达到2903万人，但就业需求却远远小于这一数字。

　　人口学家在考虑就业问题时，还参考到了新生劳动力总数与离退休劳动人员总数的大小。倘若新生劳动力总数大于离退休劳动人员总数，那么，对中国就业压力的估计，就不能只观照失业下岗人员的多少。因为前者的增加必然带来劳动人口总数的净增加。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亦在某种程度上会为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带来影响。据人口学家田雪原预测，我国未来劳动人口、也就是15-59岁人口会一直增长到2020年之后，才会煞车。该年龄段人口，到2000年已经达到8.2亿人，到2010年时将达到9.2亿人——在10年间净增加1亿就业人口，到2020年时，会更进一步地增加到9.4亿——比2010年净增加0.2亿。这就是说，在未来的20多年间，我国将在克服现有失业人口和下岗人口就业问题的基础上，还要为新增加的这1.2亿人口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故而，不应该将失业问题作为一个眼前的问题来考虑，而要高瞻远瞩、长期打算。二

　　城镇失业与下岗人员的增加，必然使失业与下岗人员所涉及的家庭户数直线上升。在失业下岗人员的收入缺少制度保障时，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会直线下跌。正因为如此，失业和下岗者沦为城市贫困阶层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在“把脉”中国失业，并对解决下岗问题开出行之有效的“药方”的过程中，政府开出的“药方”，偏重于维持社会的稳定。这个“药方”一方面以下岗职工进再就业中心的方式，给了那些离开工作岗位的职工以基本生活费保障，而另外一方面，则以经过必要培训重新上岗的方式，解决其再就业问题。这有效地防止了企业简单化地将下岗职工直接推入社会，也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但这只是一种暂时性过渡办法，最终，下岗人员还是要到劳动力市场之上去追寻自己的位置。而且，如果我国经济能够尽快走出低迷的谷底，那么，这种过渡性的办法在支付一定的改革成本之后会转化为历史，但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慢，那么，下岗职工是怎么样也不能被推入社会的。何况，某些企业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时，还一再集资，还一再动员内部职工入过股。倘若企业不能退出其股份、不能归还其集资，这些下岗职工怎么能够与企业断绝关系呢？

　　在每年有将近3000多万劳动力供给的前提之下，思考中国当今的就业通道，在经济增长所形成的就业弹性有限的情况下，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持高失业率；其二，有限度牺牲改革进程，牺牲效率，扩充就业。这两条路径的把握者，都应该是政府，所以，解决失业问题，实际就转化为政府在就业问题上的制度选择。

　　三

　　有限度牺牲改革进程的办法，要求政府在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信息充分占有的基础上，通过与各个国有企业的讨价还价，作出科学决策，既保证改革稳定向前、不失原来准头，又保证国企改革的目标不致落空。虽然对第二种选择，理论界有人已经发出了猛烈的呼号，但窃以为这一点政府很难做到。因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维持高失业率的状况，就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不管是下岗职工，还是无法找到工作的新生劳动力大军，只要失业救济金或下岗职工的生活费能够维持基本所需，大范围的社会动荡就可以防止。而社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原来都是在体制内企业之中实施的。现在，如果国家强制性地将其扩大到体制外，也扩大到体制内的所有从业人员身上，切实保证不同所有制企业都能够足额缴纳这些保险险种，那么，以所有在业职工的失业保险的险种来源，在即有的基础上提高失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的想法，就比较有把握实现。

　　截至1998年，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国有单位的从业人员已经下降到9085万人，集体单位的从业人员已经下降到1963万人。经过1999年的改革之后，不管是国有单位还是集体单位，其所容纳的从业人员，应该都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在整个城镇20678万人的从业人员之中，(现在)估计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的从业人员仅仅占一半左右。在以往的调查中，体制外经济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是很低的。如果将这些企业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都足额收缴上来，这个数目相信会很大。如果“蛋糕”既已做成，那么，怎样切出一块来补偿给失业下岗者，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可问题在于，体制外成长起来的各种经济实体，能否自愿地配合国家的政策措施，将所雇职工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缴纳上来呢？在体制外各种经济实体从业的员工，能否团结起来，形成压力集团迫使雇主为其缴纳各种保险呢？有这个可能性，但主要还得依靠国家强有力地征收。

　　四

　　在城镇严峻的失业压力之下，社会各界思考过许多降低失业率的办法，这些办法是：

　　——改变就业观念，扩大就业范围；

　　——大力推广高等教育和职工培训，一方面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培养高层次人才，一方面迟延新生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减轻就业市场的压力；

　　——长痛不如短痛，趁早完成体制转化，将劳动力置于市场经济之中，迫使其竞争；

　　——将农民工逐出市镇，迫使他们让出原已占据的就业岗位，以此去诱使城镇失业下岗人员去填充。

　　这些措施，的确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为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努了一把力。可这些措施，却仍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窃以为这些办法都是一些辅助性的办法，而不是根本性的办法。

　　先说“改变就业观念”。什么是正确的就业观念？什么是不正确的就业观念？说到底，人们对自己职业与工种的选择，是一个比较收益与利益损益问题。离开国有企业，就不但离开了自己原已工作了多年的单位，而且还会告别那一个曾经给自己提供过福利的载体，这还得加上离开自己工友的代价。对于某些捞到了住房的人来说，“改变就业观念”就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对还没有捞到住房的人来说，如果自己的集资和入进企业的股份不能及时退出，那么，“观念”就不能在短期内改变。

　　在高校扩大招生量，相对减少进入新生劳动力大军的人数，在大城市的确是一个办法，但每年3000元到5000元的学费，却让中下层百姓难以支持。这只会对社会上层人士带来好处，使其在交钱就可以上学的逻辑理路里，为自己的子女较为容易地赚取学历选票。

　　将下岗职工与失业人员完全置于劳动力市场任其竞争的办法，是缺少伦理的办法。在社会保障还不太完善的今天，这种办法几乎就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将农民工逐出城镇，迫使其为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出让就业岗位的办法，一方面加强了本来就存在的城乡就业身份歧视，另外一方面，农民工出让的就业岗位，下岗职工还不一定会去填充。

　　即使这些办法都是行之有效的，每年1000多万的新生劳动力所造成的就业压力，也不可能完全消除。

　　考虑到这些，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既然高失业率不可避免，吸纳劳动力的企业这块“蛋糕”也不可能在短期做大，那么，完善社会保障，保证失业下岗人员的失业保险和生活费收入，加强体制外经济实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就应该是维护社会稳定、摆脱失业压力困境的主要制度选择。□张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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