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新经济吗？

　　记者：您对新经济怎么看，中国有新经济吗？

　　吴敬琏：所谓新经济，是一种美国人喜欢用的说法，指的是建立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技术基础上的经济。欧洲人通常把它叫做知识经济，即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经济。中国当然有新经济，但是还很稚弱。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比如促成中关村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就是要发展我们的新经济。现在有一种估计，以为中国的新经济处在与美国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差距也就是两三年。我认为这种估计未免过分乐观了。其实不要说硅谷，与印度软件出口比，与台湾地区的新竹的硬件加工比，我们也差得相当远，必须急起直追。

　　记者：新经济与旧经济是什么关系呢？

　　吴敬琏：在我看来，新旧经济不是泾渭分明而是有传承和交叉的。信息技术，或综合运用信息技术的网络技术将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改造整个人类生活，而不是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网络经济，把旧经济排挤掉。

　　记者：就改变人类社会而言，网络与电力、电话、汽车等旧技术有什么不同？

　　吴敬琏：电力、汽车、电话等“旧技术”的特点，是多少以经验作为基础的；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却完全建立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当然，网络也是一种工具。作为一种工具，它与蒸气机、电气设备、汽车等没有什么不同。但网络这种工具较之以往的工具能够在降低交易成本上发挥特殊的作用。我们知道，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成本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部分组成的。交易成本可以分为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以经验为基础的旧技术的作用主要在降低生产成本上；信息技术的最大好处，却是使人与人之间广泛、迅速、便捷地交换信息成为可能，因而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反过来又使社会分工深化，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推动经济的迅猛发展。

　　与电脑、电信等单个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相比，网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提高了一个新阶段。网络技术是一种能够把全世界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因而是全球化的技术支点。它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作为一种新技术，网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比过去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影响都要大。

　　从这个意义讲，我们的国家一定要迎头赶上。现在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障碍在哪里？我看主要在制度环境。现有的制度环境不能让专业人才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

　　创业环境好起来

　　记者：制度环境是您屡次强调的。我记得去年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上您的演讲就以“制度重于技术”为主要内容，认为发展高技术产业不能只盯着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而要把注意力放到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方面。一年过去了，中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所进步呢？

　　吴敬琏：有进步，但是还不够快。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的建立进展不明显，私营企业的创业环境仍然不够宽松。这两年，我们在高技术发展创建制度环境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风险投资。一两年前对什么是风险投资概念还很模糊，比较集中的意见还是由政府来办风险投资，由国家拨款来建一个基金，然后分钱、分项目。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1985年就建立了政府办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而且这个公司已经在1998年破产。现在对于什么是风险投资、怎样才能发展风险投资就清楚多了。

　　再比如开设二板市场来为风险投资准备退出路径。去年年初，当有的咨询研究机构提出应当积极准备开放二板市场时，有的监管当局领导还认为，这会造成股价指数下跌，因而属于“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言论。现在中国证监会已经正式宣布要在年内开放二板市场。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就是不叫科技板而叫创业板。这意味着企业上市不需要领导核实“高科技含量”和进行“认定”。

　　另外，创业环境已经有所改善。最近北京市规定在中关村只要有3万元资金，就可以注册办企业。中关村还为出国人员归国创业出台了一些便利政策。这两年，企业制度的改革也是有进步的，比如联想的改制、四通的改制都已跨出一步。但是走到这一步，联想花了近三年，四通花了十一年。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抓紧把它补回来。

　　记者：在刚刚结束的本届北京国际周上，财政部一位司长代表副部长张佑才演讲时指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正经历着从过去主要依靠政府投资、银行贷款转向依靠政府政策支持、在资本市场寻求资金的变革。这番话是不是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应由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来主导？

　　吴敬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政府官员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我接触到许多官员现在思想相当开明和开放，所以才会有我前面讲到的那些有利于发挥民间创业积极性的举措。但是也并不排斥有的人还是怀念当年由政府直接领导搞“两弹一星”的日子，主张采取政府主导的做法。例如主张骨干企业、重要器件的生产都要掌握在政府手里，按国家计划进行建设和生产。不过我总觉得，那套赶超单项新技术、新产品的办法在发动广大专业人员进行创新的时代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政府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制定和执行规则，支持基础理论研究，帮助开发共用技术等等。

　　不要“爆炒股票，鼓吹气泡”

　　记者：中国制度创新的众多环节中，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高技术产业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环。您在自己的讲话里十分强调抑制股市泡沫和实现股市的规范化，这是不是意味着您不太赞成发展资本市场呢？

　　吴敬琏：恰恰相反，我是主张发展高技术产业主要要靠市场融资的。不过第一，资本市场不仅仅是指股市。第二，就以股市而论，不是说把它“炒”起来就算发展，不规范就无法发展。我至今还是坚持我在长时期来我国经济学界关于资本市场发展方针的辩论中提出的观点：爆炒股票，鼓吹气泡，只有利极少数人，而不利于广大中小投资者，也不利于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

　　记者：从放开资本市场的角度讲，创业板市场即将推出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但是也有人质疑说，主板上市门槛这么高，管得这么紧，仍然筛不掉垃圾股，二板上市条件宽松得多，会不会成为一只更大的垃圾桶？

　　吴敬琏：从我国主板市场过去的表现看，这种顾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国主板市场的混乱之所以会这么多年得不到纠正，首先是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认识存在问题，其次是监管理念存在问题。只要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不管是主板市场还是二板市场都是能够逐渐规范化的。

　　首先是对证券市场功能的看法有偏差。在有些官员和企业领导人看来，证券市场的功能就是为获准上市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融资解困。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证券市场的首要功能，是实现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是说，通过能够反映上市公司基本面即未来赢利能力的股价变动，促使资本流出缺乏高赢利希望的公司，流入有更大赢利可能的公司。

　　按照什么样的路线进行监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证券市场监管无非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路线：一种是实行全面的行政审批制度，公司能不能上市，上市额度多大，以什么价格发行等等一概由监管当局决定。另一种是严格执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当局要保证上市公司全面、准确、及时地披露信息，在这种前提下，一只股票是否值得买、值得花多高的价钱买，悉由投资者自行决定。

　　遗憾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监管当局采取了第一条路线，结果一部分上市公司的高市盈率和低成长性使它们失去了投资价值，而只能作为豪赌的工具。弄得不好，就会形成管理当局和少数“庄家”托市、造市、吹气泡的状况，造成了大量寻租和操纵市场以取利的机会，规范化自然无从谈起，腐败也会越管越厉害。

　　从去年晚些时候起，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不规范的股市对我国资本市场本身和整个经济的发展为害极大。近来监管当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市场的作用、改善监管办法的措施，例如：将审批上市制改变为核准上市制，取消了指标分配和额度控制制度；公司上市规模和发行价格不再由监管当局规定；新的《上市规则》强调了公司信息披露责任和董事对全体股东的诚信义务；积极准备开放创业板市场；等等。如果这种趋势能够持续下去，我国证券市场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记者：我也注意到证监会正副主席上个月都已表示证券市场不应再向国有企业倾斜，但是这是否也代表其它部门的意见？

　　吴敬琏：我不清楚这种意见在行政机关官员中的代表性有多大。但是，这种符合我国改革方向，符合广大投资者和企业家利益的看法和做法，肯定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记者：我们的政府中受过良好现代经济学训练、能够把握市场经济精髓的高级官员正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不能很好理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人至今也仍然不在少数。

　　吴敬琏：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识上的原因。知识不够，这比较好解决，学习学习就能懂。二是利益问题，像现任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所说，有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多的寻租造租机会，轻易怎么舍得？(深圳《证券市场导报》1996年10月号)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值得乐观的，现在监管理念已经有了重要的变化，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使证券市场逐步健全起来是可以做到的。当然，各种措施落实的速度还要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不可能一蹴而就。

　　美国人“好了疮疤忘了疼”

　　记者：纳斯达克最近波动得很厉害，综合指数比年初下调了三分之一，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市场的信心，特别是对拟定推出的二板市场会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吴敬琏：新技术革命到来时和经济的高涨时都容易出现经济泡沫，经济泡沫的扩张和必不可免的破灭又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最好在泡沫经济还没有形成气候时就加以调整。可是一方面人们往往禁不住在气泡膨胀时轻易暴富的引诱，另一方面又有利用金钱游戏大发横财的约翰·劳式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的蛊惑，从狂热投机到气泡破灭的活剧总是不断上演。照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金融迷梦小史》中的说法，健忘的美国人常常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每过20年泡沫从狂吹到破灭的故事又重演一次。不过我看发达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和经济学家好像还是比较成熟和能够从过去的灾难中汲取教训的。所以早在两年前，美国就有人提出高技术股中是否有泡沫生成的问题。而且不少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本身就是从事IT产业的。拿我自己来说，一年多以来我已经先后亲耳听到盖茨、李汉生、马云等IT业界的领袖人物多次很有见地的警示。这次美国人对待网络问题，无论宏观管理当局还是投资者都比较理性明智。网络股的价格从1999年上半年就开始下调。今年4月以来的调整幅度更大。这种调整虽然会对个别投资者造成一些损失，但是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第一，在气泡还没有吹得太大时及时调整，挤出空气，可以防止日后大崩盘。第二，在调整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保证资源流向强势企业，有助于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它与传统产业的结合，使这一轮新的产业革命进行得更好更快。

　　中国的股市一向很奇特，大盘绩优股价格偏低，空壳股、ST、PT类股票只要有“庄家”炒作，反而价格飚升，居高不下。这种反常现象对于我国新旧产业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保证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关心我国新经济和一般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力量应当联起手来，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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