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年以来，中国内地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为了缓解这些矛盾和问题，内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而灵活的货币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较大幅度地增发国债，这两年，每年增发国债一千亿元左右，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开支，扩大政府的直接投资需求；二是通过增加公务员工资和“三条保障线”水平，提高工薪阶层的市场购买力，刺激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三是降低农民和企业的税费负担，包括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减免或推迟征收固定资产调节税，以及其他形式的撤费改税等。

　　适当而灵活的货币政策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续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刺激居民储蓄向消费和投资方面的转化；二是放松信贷限制，包括发展教育、住房和电器家庭消费信货，激活企业的贷款意愿，增加信贷投放；三是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为资本市场繁荣创造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除了运用财政、货币等“总量性政策”外，还注意到综合运用其他各项政策，注意将“总量性政策”、“结构性政策”与“体制性政策”进行合理的协调搭配。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这些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当然，也要看到，这些政策效果的获得不是没有代价的，经济生活中“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比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增加政府的赤字和债务风险。九五年，中国内地国债负担率为6.5%，九八、九九年分别提高到9.6%和11.2%，今年有可能达到13%以上，年底国债余额估计要比去年底的一万亿元增长50%左右。这说明，今后增发国债的空间逐渐变小，政府在确定年度国债发行规模时，不得不从长计议，以预防未来产生债务危机。但是，即使加进国有银行的坏债率，目前由政府来承担的综合债务率离国际警戒线60%还有较大的余地，只要花钱得当，今后一个时期内，继续实施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有一定的余地。

　　在前两年经济政策效果逐步显现的基础上，如果政策的放松力度更大一些，今年的经济回升就会逐渐加快，增长速度应会恢复到九八年7.8%左右的水平。主要原因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的增长将加快。投资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比去年的5.2%提高两至三个百分点，重点是民间投资需求增长加快；消费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由6.8%提高到8%，这一方面是由于采掘工业品和石油等原材料涨价将改变企业的价格预期，增加对生产资料的购买，另一方面是网络销售刺激个人消费增加；出口方面，今年的出口总额有可能比去年的1949亿美元增长到2150亿美元左右，增长率超过10%。就产业而言，不仅以新兴服务业为内容的第三产业的增长将明显加快，而且工业增长应会改变近两年在8.8%徘徊的局面。就物价而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望在年中从零以下回升到零以上，先是石油、采掘工业品、有色金属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摆脱负增长，后是农产品价格逐步回升，因为今年推出的包括棉花、稻壳等种植业限产措施，会在一段时期内缓解农产品相对过剩的现象，对总物价变化影响份额达到60%以上的农产品价格跌势一旦扭转，总物价水平就有可能走出持续了两年多的下降通道。

　　除了国内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外，今年的国际形势也应当是比较乐观的。这里的关键是，以网络信息革命带动的世界“新经济”浪潮，目前还未见退潮迹象。由于网络化使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方式发生根本变革，贸易成本大为降低，原来供求不对称带来的资源损失和效率递减，迅速向资源节约和效率递增转变，废弃型再生产迅速向循环型再生产转变，都会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对内地来说，这种“新经济”浪潮，刚刚通过今年股市的超常规繁荣转递到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就会有较长一段时期的惯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内地经济将首次分享到世界“新经济”发展的好处。

　　这里不是说今年就将一帆风顺。今年，特别是上半年，内地经济仍将面临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失业增加和结构矛盾等方面的问题。如果经济政策操作表现出犹豫不决，有的地方甚至半途而废，或者政策措施不注意综合运用和协调搭配，就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所以说，今年的经济形势对内地政府的宏观政策操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那么，政策操作的重点是什么呢？我想，除了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当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在就业、投资、贸易、收入和消费的政策操作方面采取更为宽松的做法外，主要是在“体制性政策措施”上做更多的文章，在突破体制瓶颈上有新的举措。核心是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框架，给企业和市场放权，减少或取消对投资者、消费者的行政性限制，更多地让买者和卖者自由选择，这既是促进短期经济回升的需要，又是适应长期市场发展的需要，也是“入世”后提高内地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自由竞争能力的需要。因此，加大“体制性政策”放松的力度，发挥体制创新的“增长效应”，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据《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