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经济”红火登场之际，人们都为新经济折射出来的辉煌前景兴奋不已，很少有人冷静地问一声：什么是新经济？新经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吗？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在一篇题为《新经济为时过早》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表明美国当前的经济繁荣与以往的那些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是世界上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新经济不会很快在中国成为现实。

　　美国经济繁荣与新经济无关

　　报告认为，80年代也是低通胀高增长。除去衰退的年份，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9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6%，甚至低于80年代的4.3%。当前的经济繁荣已经持续了8年，比80年代的那次繁荣只长了一年。美国经济在90年代表现得十分稳定，GDP增长的标准差仅为0.9%，80年代时则是1.7%。然而，如果不是受70年代末期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80年代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和90年代同样稳定。

　　90年代并非通货膨胀特别低的年代。在90年代正常(非衰退)的年份中，以GDP平减指数(deflator)衡量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9%，标准差为0.5%。在80年代这两个指标分别是3.3%和0.7%。目前的一种流行观点是把90年代的低通胀归因于新技术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许小年的报告认为只有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工资的增长时通货膨胀率才会降低，而生产率的绝对水平与通胀无关。

　　在过去20年中的大多数年份里，美国工人每小时工作报酬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定义为每小时的产出)的提高。两者之间的差距在80年代明显大于90年代。具体说，在80年代，小时报酬比劳动生产率平均多增长2.3个百分点，90年代减少为1.5个百分点。

　　除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之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放缓和更廉价的进口产品可能也都有助于90年代的低通货膨胀。尽管如此，许小年的报告并不否认新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经分析研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产出，在1992年-1999年之间年平均增长2.2%，仅略微高于1983年-1989年的2.0%。

　　更引人注目的是，90年代生产率的增长更像是周期性波动而不是技术驱动。生产率和经济周期一同波动，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90年代生产率表现得与以往的年代里有什么不同。如果技术进步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我们不应该看到生产率的变化与经济周期如此密切相关。

　　和信息技术使资本更有效率的假定相矛盾，在1992年-1997年间，资本的生产率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改善。另一个不利于新经济说法的证据是资本生产率也和经济周期一起波动，虽然两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直接。

　　美国经济从1991年的萧条中恢复以后，美国公司的利润看上去一直在加速增长，道—琼斯指数也是如此。人们试图用似乎是异乎寻常的公司利润高速增长来论证新经济的存在。事实上，这段时间内公司利润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0.7%(实际增长8.7%)，低于80年代的12.5%(实际9.2%)。而且1997年中期以后利润增长的趋势开始变缓。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相信，公司盈利的增长可以用传统的周期因素解释。既然资本生产率在90年代没有进步，公司盈利的增量一定是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分析显示，劳动报酬的增长快于生产率的增长，两者的差距在90年代比80年代有所减小。换句话说，尽管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美国公司在90年代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还是比美国的工人获益更多。当单位劳动成本在1997年开始上涨时，利润增长立刻随之而落。

　　较高的公司利润还可以归因于较低的生产要素价格。一家著名的国际机构最近发表报告认为，企业之间(B2B)的网络商务明显地节约了通过中间商采购的原料成本。的确，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涨幅在90年代略低于80年代。但是，生产资料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为进口价格所左右。中金公司的研究未能发现确凿的证据表明B2B在90年代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反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则清晰可见。

　　假定新经济真的存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信息技术产业自身的超常迅速增长。例如，计算机、通讯设备和半导体制造商的生产能力年平均增长速度从80年代后期的10%提高到90年代末的40%。信息技术制造业如今的生产能力是其20年前的百倍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传统制造业的产出在过去的20年里年平均增长速度不到5%。

　　尽管如此，美国的其他产业似乎尚未从信息技术产业的迅速成长中明显获益。以属于信息技术密集型的金融行业为例，劳动生产率从1980年至1999年期间一直在稳步上升，但生产率并没有在90年代加速增长，信息技术产业并未明显改善行业效率。事实上，金融行业的人均创造利润的增长在90年代并不比80年代高，在1996年以后还有所下降。

　　中国还不具备新经济的土壤和气候

　　在比较各国信息产业现状后，许小年指出，在信息技术方面，中国甚至远远落后于一些像巴西那样的新兴市场国家。

　　中国欠发达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意味着近期内新经济不会在中国成为现实。中国很难在短时间内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方面赶上美国。因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水平不仅仅是一个投资的问题，而和人均国民收入密切相关。在中国投资的重点应该是传统的技术产业，如电信业和计算机软硬件，而不是那些网络公司。信息技术的主要作用是改善传统经济部门的效率。

　　许小年强调，在发展技术产业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制度、法律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此，许小年列举了信息技术产业要成为新经济成长动力的三项必要前提条件。

　　首先，要有对知识产权和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高科技产业的性质是高风险和高回报。中国正努力试图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惯例和标准的法律体系，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此相似，如果没有对私人投资者的权益保证，就不会有足够的风险投资，为了向创业者和他们的投资人提供足够的激励，必须要承认和保护私有制。

　　其次，要有一个综合的融资体系。高科技企业的资金并非都来自纳斯达克或二板市场，像因特尔(Intel)和雅虎(Yaho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的成长需要一系列的金融工具支持，这个链条起始于创业者的私人资本，然后到风险投资，再从风险投资到股票市场。作为中间环节的风险投资对于孵化脆弱的高科技幼雏至关重要。与之相比，股票市场与其说是正常融资渠道，不如说是一种对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

　　私人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目前还不存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大可能产生。另一方面，北京和一些地方政府正忙于筹备资金，想建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和风险控制能力的薄弱，在这一领域内国家垄断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毕竟向高风险的商业性信息技术企业融资不是政府应该或愿意参与的事情。

　　更为令人不安的是政府正试图建立二板市场，以此作为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中国的主板市场，即A股市场的上市要求已经低于国际上一些二板的标准，降低门槛和放宽标准只会引来质量低下的公司，反过来伤害而不是帮助高科技产业的成长。

　　此外，还要有鼓励创新能力的文化氛围。与西方文化几乎正好相反，亚洲文化强调继承，而缺乏创新。一种新技术在经济中的传播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一种文化适应新的环境则需要几个世纪。据《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