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民营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哪一个老板不都是把亲戚朋友的房产证都借来抵押。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经 营者要获得经营权，要从企业获得价值数百万的股份，一点压力都不想承担，怎么能当好企业家。

　　○企业净收入的分配应该有利于挖掘资金潜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改变劳动力供求状况。

　　○中国经营者的选择对象，一是优秀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厂长经理，二是优秀的私营企业老板。

　　○企业改制后，企业的决策权由主管厅局长转向了董事长，即大股东。

　　○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亏损，重要原因是所有者对经营者约束无力。建立健全企业约束机制，已成企业当务之急。

　　○劳动力总量严重供大于求，不利于提升一般员工在企业的地位。

　　最近，经济学家钟朋荣以他20多年的理论研究和七年来为近40家企业咨询的心得，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企业制度 的长篇论文，对我国企业制度建设的实践作了一系列理论归纳，提出一些新观点和新的操作思路。

　　企业归谁 为谁而办

　　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企业就为谁而办。钟朋荣认为，所有制的确是关系到企业为谁而办的一 个基本因素，但无论国外经验还是中国现实，都揭示一个重要现象，即企业为谁而办，除了所有制外，还要受分配方式、就业 方式、经营者选择方式、资本供给方式以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但有的企业是为国家而办，也有的企业是为包括经营者在内的内部人而办， 也有的企业事实上是为经营者个人而办。有的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创造了巨额利润，不仅将利润统统交给了国家，连许多属于职 工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资金也一并交给了国家，职工的工资长期压得很低很低，到头来住房困难，看病困难，甚至连养老的费 用都没有着落。也有的企业长期占用巨额国有资本，却没有给国家任何回报，最后还来一个挂帐停息或贷款冲销。一方面是经 营者和职工免费租用国有资本；另一方面是国有资本廉价雇佣经营者和职工。这是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现 象。这两种现象的存在也说明，所有制不能完全决定企业为谁而办。

　　正因为如此，钟朋荣提出，如果说以前我们更多的是从所有制，从产权结构上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那么，今后我们 应该更多地从中国企业为谁而办这个角度，思考中国企业的制度建设。

　　企业股权 谁所有，怎么有

　　钟朋荣认为，在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由于经营者集经营权和部分所有权（资产投票权）于一身，产生了两种“ 资本家”：

　　一种是“红色资本家”。即在国有企业，许多需要由所有者来考虑的问题，没有人来考虑。于是，那些优秀的经营者 （如青岛海信的周厚健）就自动地担当起“红色资本家”的角色，像资本家一样考虑资本的保值增值，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

　　另一种是“黑色资本家”。他们利用自己所握有的大权和所有者缺位的机会，一方面像资本家那样将企业利润据为己 有；另一方面又不像资本家那样关心资产增值和企业发展，有时甚至为了一点点私利，不惜让企业资产损失数千万甚至数亿。

　　关于内部职工持股，钟朋荣认为，职工持有本企业股份对企业有好处，如拓宽融资渠道，促使职工关心企业等，也有 对职工本人的好处，如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但这两种好处有对立的一面。为了保证企业的好处，低效企业的股票职工也必须 买，且股票必须长期持有，这又有损于职工利益。于是就有两种职工持股制度：一种是“自愿买、自由卖”，另一种是“强迫 买、不准卖”。设计职工制度，要考虑如何将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有机地结合。

　　关于经营者持股，钟朋荣认为，焦点在于两点：第一，经营者持有多大比重，第二，经营者的股份怎么获得。要害又 是后者，即经营者的股份是奖还是买。

　　钟朋荣比较推崇“贷款买股，股权抵押”的模式。但除股权抵押外，经营者还必须加进一定量的个人财产，包括亲戚 朋友的房产。这样，在股权有一定幅度的贬值后，银行贷款照样没有风险。

　　钟朋荣说，温州的民营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哪一个老板不都是把亲戚朋友的房产证都借来作了抵押。国有企业和 股份制企业的经营者要获得企业的经营权，要从企业获得价值数百万的股份，从银行获得数百万的贷款，一点压力都不想承受 ，连温州老板的勇气都没有，怎么能当好企业家！

　　钟朋荣认为，从发展趋势看，今后更多的企业将既不是国有控股，也不是全员持股或经营者控股，而是外部人参股。

　　企业收入 怎么分，谁多得

　　无论投资者，经营者还是职工，都是为利益而相聚于企业。企业为谁而办，核心问题是企业所创造的利益给三者各分 多少。这里有两个重要比例：一是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的比例，二是经营者所得与职工所得的比例。

　　钟朋荣认为，上述比重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效益创造中所起的作用，二是各种生产要素的 供求关系。

　　我国是一个资金极为短缺而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企业净收入的分配应该有利于资金而不是有利于劳动。较高的资 金收入和较低的劳动收入，有利于促使人们积累资金，有利于广泛挖掘国内外的一切资金潜力，还有利于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会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改变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从而从根本上为提高劳动收入创造条件。

　　钟朋荣认为，目前，我国资金收入太低，一年期的存款利息扣除利息税后所剩无几，不少上市公司股价炒到十多元或 几十元，而每股的实际分红或者只有一两角，或者不到一角，投资回报率在1%左右。这么低的资金收益率，既不利于全体国 民积累资金，也不利于企业节约资金使用。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资金极度短缺、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广义劳动者中，中国目前的状况是，一般劳动者普遍过剩，而优秀的企业经营者较为稀缺。钟朋荣认为，收入分配 向经营者倾斜，有利于人们加强经营才能的培养，有利于充分挖掘优秀的经营人才（如某些有经营才能的人可能弃官经商）， 也有利于一大批有经营才能但缺乏资金的中小老板变成高级打工仔，变成职业企业家。

　　企业经营者 谁来选，谁来当

　　钟朋荣认为，公司治理结构，重点是要解决经营者的选择和激励问题。相比之下，经营者的选择更为重要。选择第一 ，激励第二。

　　钟朋荣认为，经营者的选择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由谁充当经营者的选择者；其二，怎样使经营者的选择者用最大 的努力把最合格的人选到经营者岗位上；其三，哪些人应作为经营者的首选对象。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对经营者的选择者来说，有两种激励机制：一种是企业利润和资产增值，另一种是公关和贿赂。 当经营者的选择者是企业所有者时，后一种激励机制也并非完全没有作用，但主要是前一种激励机制起作用，结果是会创利润 ，能使资产增值的人被选上经营者岗位；当经营者的选择者是非企业所有者时，当企业的利润和资产增值与经营者的选择者毫 无关系时，前一种激励机制就被后一种激励机制所取代。这时一条烟、一瓶酒有可能左右选择者的行为。

　　钟朋荣认为，随着企业的相互参股和各种投资基金的发展，由资本所有者直接投票选择经营者的情况会越来越少，更 多的将是由所有者代理人来选择经营者。再说，即使改革全部到位，在中国也不可能没有国有企业。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照 样是由所有者代理人而不是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因此，关于经营者的选择问题，我们应当重点研究选择者的激励机制与约 束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的建立，使所有者代理人在经营者选择中，像资本所有者一样认真负责。

　　怎样建立选择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钟朋荣认为，股票期权制不仅对经营者是较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它对经营者的 选择者同样是较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企业每股净资产大幅度升值，一方面说明经营者有较强的经营能力和较好的经营态度， 理应得到奖赏；同时也说明经营者的选择者具有超人的眼光和坚持才德至上的用人原则，照样应该给予奖赏。用什么办法奖赏 ？期股！期股升值，既是对经营者的奖赏，也是对经营者的选择者的奖赏，因为不仅经营者买了期股，经营者的选择者也买了 期股。反之，若企业经营不善，则通过期股贬值对经营者和经营者的选择者同时进行惩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经营者的选择对象主要是谁？钟朋荣认为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优秀 的厂长、经理，二是优秀的私营企业老板。

　　现有的为数不多的比较合格的企业经营者，是国家花费了巨大成本换来的。国家用庞大的国有资产作舞台，为他们提 供了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的锻炼机会。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产生了一大批个人资产规模数千万甚至数亿的私营企业家。这些人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 者。他们之所以能积累数千万甚至数亿的个人资产，就是因为他们善经营会管理（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房地产、股市等特殊 机遇而暴富的）。个人资产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证实了他们经营能力的大小。但资产数量的多少与经营能力的大小又不 能完全等同。由于现行的金融体制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不利，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靠利润的积累。不少民营企业的经营者，经 营能力很强，但苦于没有资金支持，舞台做不大，自己的经营才华不能充分施展。如果给这些企业更多贷款支持；或者，如果 有投资基金对这样的企业投资；或者，让这样的企业发股票直接融资，这些企业很快就会做大，其经营者就会由只经营自有资 产的中小老板，变成既经营自有资产，又经营他人资产的大企业家。

　　总之，让优秀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拥有自己的财产，让优秀的民营企业所有者经营他人的财产，这就是当今中国企业家 成长的两条道路。

　　企业决策 谁作主、谁把关

　　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是企业制度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以前，我国企业的决策主要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的领 导说了算。改制后，许多企业的决策权由局长转向了董事长，即大股东。

　　钟朋荣说，无论局长说了算，还是大股东或某些董事说了算，本质上都是权力说了算，只不过，局长是凭行政权说了 算，大股东或某些董事是凭股权说了算。权力说了算的弊端是，有权者不一定有知，有权者不一定懂行，结果难免盲目决策。 在企业建立科学的决策体制，其目的是要使企业的决策由权力说了算变成知识说了算。因此，企业的科学决策所要解决的首要 问题，即如何使决策者有知识、有信息；如何使有知识、有信息的人参与决策过程。

　　企业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两权分离的过程，也就是所有者将其所拥有的决策权向拥有知 识和信息的人转让的过程。这种转让行为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所有者能从转让中获得利益。经营者拥有较多的知识，从而拥 有正确决策的能力，由他们对企业经营活动决策，能获得比所有者决策更多的收益。所有者将决策权委托给经营者，本质上是 所有者购买经营者的决策知识。其购买价格便是所有者支付给经营者的年薪、股权或期股收益、各种福利等等。

　　首先应当肯定，经营者比政府官员、比企业之外的股东拥有较多的决策知识。但事实上，经营者也不是拥有决策所需 的所有知识。

　　因此，如果将企业较多的决策权都集中于主要经营者，则经营者同样不全都是凭知识决策，而是部分凭知识决策，部 分凭权利（经营权）决策。

　　因此，为了使决策权与决策知识更好地相匹配，不仅要求所有者向经营者让权，还要求主要经营者向下级经营者和企 业以外的有知者放权和让权。

　　于是，在企业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所有者（董事会）既拥有一部分由自己支配的决策权，也拥有一部分需 要转让的决策权；另一方面，经营者不仅拥有一部分由自己行使的决策权，同时也拥有一部分需要转让的决策权。也就是说， 所有者和经营者都有一部分决策权需要向外转让。所有者和经营者转让决策权，实现权利与知识最佳结合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 种：

　　一是请专家进董事会。这是所有者向知识拥有者转让决策权的另一个重要方式。

　　二是向下属放权。这是经营者寻找知识并向知识拥有者转让决策权的主要方式。这样，企业的科学决策不是依赖于少 数人的高瞻远瞩，而是越来越依赖于团体的智慧。三是引入“外脑”。这是所有者和经营者实现权利与知识相结合的共同方式 。未来的企业决策体系将是一个主要由外脑支撑的决策体系。企业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分解成若干种不同的咨询课题，分别由 若干家专职的咨询机构承担。

　　企业决策机制所要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决策者的特殊利益对决策行为的影响，提高决策者个人利益与企 业整体利益的相关度。决策正确与否，一方面取决于知识，另一方面取决于公正。而要做到公正决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有可 能受损的一方参与决策。例如，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某些决策，有可能使职工利益受损，这种决策必须有职代会或工会的参加。 我们说工人参与决策，主要应该表现在这方面；大股东参与决策，有可能使小股东利益受损，这种决策应受到监事会和股东会 的制约。

　　怎样约束 经营者和大股东

　　企业的约束机制，首先是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亏损，重要原因是所有者对经营者约束无力。

　　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在企业的约束机制方面至少要实现两大转变：一是由一个所有者约束成千上万个经营 者，变为成千上万个所有者约束一个经营者。二是由所有者的多级代理人约束经营者，变为或者由所有者直接约束经营者，或 者减少委托--代理层次。通过这一转变，对经营者的约束，由良心推动、党性推动，变为切身利益推动。

　　但实践表明，不要说代理人，就是所有者自己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负责。许多所有者照样存在偷懒行为。他们身 为企业股东，但从来不过问企业的经营活动，好像企业的资产与他无关一样。

　　钟朋荣认为，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股份制的下述三种制度性缺陷：

　　一是所有者“搭便车”行为。部分股东对经营者的约束，使企业效益增加，其他股东就可以“搭便车”。较多的人“ 搭便车”，经营者则处于软约束状态。二是对经营者的约束因股权分散而软化。股权越分散，每个股东在企业占有的比重越小 ，他的参与感和约束欲望就越低。当股权极为分散，股东成千上万时，往往是经营者愚弄一批无知股东。所谓无知，即没有掌 握信息，信息在经营者手中。因为信息决定权利，结果是所有者听任经营者摆布。三是逃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股票可 以随时转让。股东如发现企业经营业绩不佳，可以一卖了之，因此就不想花过多的精力对经营者进行约束。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三种制度性缺陷，许多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约束机制比国有企业还要软，某些股份制企业 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老总，比许多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还要潇洒，还要敢于为所欲为。因此，建立和健全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 公司的约束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决定职工地位的因素及中国职工地位的走势

　　职工在企业的地位，是企业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钟朋荣认为，职工在企业的地位与所有制有关，但又不完全 取决于所有制形式。同样是国有企业职工，他们在企业的地位过去比现在高，显然不是因为所有制，而是因为“铁饭碗”、企 业办社会等一系列具体制度。

　　从改革以来的实际情况看，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较之过去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前存在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钟朋荣将这 两种模式概括为“动物世界”和“大家庭”。所谓“动物世界”即激励竞争、不断淘汰的模式；所谓“大家庭”即增加纽带、 寻求稳定的模式。

　　钟朋荣认为，劳动力供求关系直接影响到职工在企业的地位。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力总量严重供大于求，这 种供求关系不利于提升一般员工在企业的地位。

　　金融体制、融资方式对企业制度的影响

　　企业制度与整个金融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企业融资方式有密切关系。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股权单一，就是因为资金 融资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解决。如果企业通过募股扩张，则企业规模的扩张过程，也是股权分散化的过程。

　　钟朋荣认为，从企业制度建设方面思考金融体制，他提出三个观点： 第一，直接融资的规模大一点好。钟朋荣说， 许多国家直接融资的比重高达50%，我国只有10%左右，显然太低。

　　第二，在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多一点好。他认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债券比股票对企业经营者具有更强的约束力 。经营者不怕股东怕债主。既然如此，把企业债券规模弄得大一点，对强化企业约束机制有好处。

　　第三，多发展一些区域性的小型证券交易所，让那些规模不大但效益较高的民营企业就近上市，主要由本区域投资者 投资，这样可以实现四个有利于：有利于拓宽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抵押物少，贷款难）的融资渠道；有利于民 营企业的股权分散；有利于投资者与企业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企业（他们甚至可以经常到企业明察暗访），从而有利于对企 业形成外部约束机制；有利于那些素质较高的企业家迅速获得施展经营才能的大舞台，使中国一大批既拥有经营才能，又拥有 个人财产的企业家迅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