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一轮景气周期波动。GDP年增长率从1990年3.8%的“波谷”迅速上升 到1992年的14.2%的“波峰”之后，连续7年平稳回落，大致每年回落1个百分点，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7.1 %。近几年，经济学界不断有人判断经济景气波动已经达到或超过“谷底”，预测正在或即将出现“拐点”。但这种判断和预 测至今并未被经济运行的结果所证实。

　　中国经济景气周期波动规律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景气波动，笔者认为，从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景气波动所呈现的周期性现象，其 形成机理，一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的反映，即“投资饥渴症”和预算软约束与资源供给硬约束交替成为矛盾的主 要方面；二是非经济因素的周期性影响，如隔几年来一次政治运动，每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投资项目赶“班车”，以及各级党 委、政府换届等。

　　改革开放以来，近21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仍未摆脱周期性的景气波动，但波动幅度比改革前明显要小，而且呈现出 逐渐缩小的趋势。从各个五年计划期GDP年增长率的峰谷差来看，“六五”为10个百分点(最高为1984年15.2% ，最低为1981年的5.2%)，“七五”为7.8个百分点(最高为1992年14.2%，最低为1991年的9.2 %)，“九五”为2.6个百分点(最高为1996年9.6%，最低按今年计划目标7%设定)。值得注意的是，“九五” 时期并未像以往的几个五年计划期那样出现新一轮投资高潮及与此相应的经济增长加速。尽管近两年政府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扩 大内需的力度相当大，但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见跟进，人们期待的景气“拐点”至今没有出现。即使一两个月或某个季度经 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也未必能判定为拐点，因为随后经济增长率又有下降，从全年看并未回升。

　　经济新拐点有何表现﹖

　　“九五”时期经济运行轨迹出现的上述新情况，笔者认为基本原因在于：第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初 步建立，市场需求约束强化，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需求扩张冲动明显弱化，企业预算约束逐渐硬化，非经济因素对短期经 济运行的影响也趋于淡化。加之政府的宏观调控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制定“九五”计划时强调各地不要攀比速度、不要 盲目争上投资项目，这正好与改革深化引起的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相吻合。但目前新体制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特别是国有企 业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高速尚未就绪，经济结构高速进展缓慢，市场创新能力明显不足。第二， 世纪之交，由于体制条件、供求格局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相应发生了变化，近几年正 处于由八九十年代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向21世纪初期年均7%左右的适度快速增长过渡的阶段。

　　如果上述观点能够成立，那么，中国经济增长这一轮景气周期的新“拐点”，很可能不是表现为重新恢复到8%～1 0%的高速增长，而是表现为不需要依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经济运行自身即可稳定地保持在7%左右的适度快速增长。这也 正是当前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政策目标。如果硬去追求以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标志的“拐点”，不但不现实，还可能 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如盲目生产、盲目重复建设、金融不良资产进一步增多，等等。鉴于过去诸多方面的平衡关系都是建立 在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基础上，而现在只能建立在7%左右的适度加快增长基础上，就必须下大力气明显地提高经济增长 的质量和效益。

　　以上看法，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永远结束了。如果21世纪初期能够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上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也有可能若干年后再现一轮高速增长。美国最近一轮经济周期尚且能够打破“奥肯定律”，出现所 谓“新经济”现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什么不能期待再现一轮高速增长呢？但这不是近期内就可 办到的，而且要看21世纪初期我们在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上究竟能取得多大的实际进展。作者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 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