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我国经济发展目前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从需求不足到通货紧缩；从物价的持续下跌到企业回报不断 下降；从外贸顺差缩小到外资流入减少；从货币供应增长减速到财政赤字增长加速；从居民收入增幅变小到下岗工人人数增多 ，等等。尽管这些问题确实只是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但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时间拖得越长 ，留下的后遗症也就会越多、越大。

　　针对以上问题，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在宏观政策操作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力图避免这次地区性金 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大的不利影响，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出现大的滑坡。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多次调低金融机构存 、贷款利率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两年大幅增发长期国债以刺激政府投资及居民消费；通过压缩部分工业产品的过剩生产 能力而使传统的产业结构得以初步调整等。

　　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的有效执行对保证我国经济增长在前两年得以稳定地维持在7％以上起到了直接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通过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国债的办法来刺激国内需求(包括国有投资及城市居民消费)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目 前比较公认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我国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话，前两年的GDP增长率都很难超过6％。

　　客观地讲，从最近两年宏观政策运作的情况来看，我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与水平比前些年有了明显的提高与改 进，政策实施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我认为，这些政策的作用又是有限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多为短期政策，不能长期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 们是宏观政策，通常只能起到改善经济环境以及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作用，而对培育国家内在的、具有长期性积极品质的增 长功能与作用不强。这就是说，当我国经济问题的症结不在总量时，这些政策往往起不到最好的效果，而且，如果执行这些政 策拖得太久的话，还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日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这就是说，在我们已经实施了两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比较积极的货币政策之后，我们应该考虑从总量政策转入有 针对性地解决我国目前最具实质性问题的结构性政策了。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宏观政策再搞几年也是不存在大的 危险的。当然，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这种政策必须继续搞下去，否则，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一滑到底的危险。但是，我们必 须清楚地明白，仅仅依靠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不考虑战略改变的话，这种政策做十年与做五年没有什么区别， 经济增长可能会被维持在不上不下的6％至7％左右，但这种增长却很难说是有活力的、有实质意义的。而且，政府还会因此 而背下一身债，增加自身的负担；或许还会耽误时机，影响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提高与品质改善。

　　那么，是否有别的办法来改变这种状况呢？我认为是有的。而且这种政策重心的改变并不需要改变政策选择的前提条 件、出发点及目的，但却能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机制，结果也可能要更好一些。这一政策选择就是通过一些别的制度安排 的变化促使大量的储蓄不通过转换为公债的形式而直接参与实质性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政府应将刺激经济增长的重点逐步 转向鼓励个人、企业等多种形式的直接投资活动而不是通过发行公债的形式使它们间接地参与单一的公共项目投资活动。

　　从资金的结构与运行来看，仅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15年间的非国有部门或个人存款不仅一直都是大大高出其投资 量的，而且非国有存款本身也是大大高出国有存款数额的。但在问题的另一面是，国有投资从数量到增长率都大大高出非国有 许多。这样，就出现了国有经济投资相对于其储蓄而言而显不足的赤字状况，而非国有部门或个人则拥有大量的储蓄剩余，得 不到充分的有效利用。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这两者的逆向反差变得越来越大了。这是否意味着“挤出效应”已经表现出 来了呢？我想多少还是有些联系的。

　　目前政府正在做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尽量地将这部分非国有储蓄先转化为公债然后再进入公共投资部门，最终带 动经济增长。

　　但事实上是存在另一种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政策选择的，即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地调整一些制度安排而激发私人投资 的积极性，即激发非国有经营者直接将其储蓄转化为投资。

　　我主张，政府从今年开始就应该实施政策的转换，即实施积极的鼓励私人投资与经营的政策，这实际上是从技术上的 宏观经济政策转到制度上的经济体制创新上来。只有走上这条路，政府才有可能最终从赤字财政政策运作中撤退出来，回到正 常状况，中国经济增长也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发展新阶段。

　　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职责和角色也都需要作些调整，即更多地转到国家职能的实质上来，也就是说要转到保护产权 、限制垄断、放开市场、规范秩序及鼓励公平竞争上来。

　　如果今年我们在这些方面能有所突破，那么，经济增长在年内出现止跌回升的局面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 胡 必亮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