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亟待加强

　　温家宝总理五点意见促非公经济发展

　　据新华社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温家宝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了五点意见：

　　国家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的权益。

　　国家制定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非公有制企业要认真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其他政策。

　　国家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非公有制企业要自觉遵守市场规则。

　　国家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融资环境。非公有制企业要按照国家规定规范财务和资金管理，守法诚信，自觉维护金融秩序。

　　社会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舆论环境。非公有制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提高自身素质，以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赢得社会的信任。对话人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员李佐军博士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二季度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31.5，比一季度回落7.4点。调查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国有和集体企业信心指数下降幅度较小，而私营企业家信心指数回落幅度最大，比一季度回落了14.1个百分点。

　　在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的同时，也正是我们认为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据今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4年度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在宏观调控政策逐步推进的第二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6082亿元，同比增长28.6%，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扣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的实际增长率后为21.8%，乃2003年以来最低。

　　毫无疑问，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这个目标出发，政府和企业家是一致的。但是此前，有舆论认为，中国本次经济过热民营企业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民营企业在推进自身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屡屡上演和国有企业争夺生产要素的市场争夺战。那么，民营企业该为投资过热承担怎样的责任？我们该如何完善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体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长期致力于民营经济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员李佐军博士。

　　民企对宏观调控更加敏感

　　新京报：我国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我们注意到民营经济似乎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受到的“伤害”相对较重，请问原因何在？

　　李佐军：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关系较为密切一点，很多的地方政府在贯彻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一般会优先考虑国有企业的意见。因此，相对而言，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在应对宏观调控时掌握了更大的资源主动权。与此同时，由于民营企业在获取生产要素方面需要更多地面向市场，因此对宏观调控更加敏感。

　　新京报：我们这一轮经济过热，主要是因为投资过热引起的，但是有许多人认为民营企业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对此您怎么看？

　　李佐军：这轮投资过热，民营企业无须承担责任，民营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往往是使用自己的资金，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更多的时候投资是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进行的，符合市场供求原则。

　　而国企投资往往不遵循这个原则。由于国有企业投资者有时不承担投资决策失误，而且扩大投资可能给个别代理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因此国有企业总是想方设法控制更多的资源。然而，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往往导致国有企业的投资引发市场总需求的超常规增长，具有扩大投资的冲动。

　　新京报：本轮调控启动之后，许多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条不约而同的断裂了。有人据此认为，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条断裂和他们长期以来较为倚重间接融资一脉相承，您对此有何评价？

　　李佐军：在金融领域，各种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仍在。实际上，直接融资渠道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没有完全打通。目前，主要针对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还没有完全开通，而股市则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目前，许多经济资源都被国有企业所控制，如两大市场———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没有完全市场化，而被政府牢牢控制。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的特殊裙带关系，国有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这些重要经济资源。

　　民企应适应经济周期的波动

　　新京报：舆论认为，这次宏观调控也暴露出民营企业应对经济周期的意识还亟待加强，那么民营企业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波动？

　　李佐军：民营企业的成立时间不长，现在很多的民营企业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对宏观调控没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当宏观调控来临之时往往措手不及。

　　因此，对经济周期的应变能力差，确实是民营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需要民营企业在经济周期波段来临之前，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减少损失，其前提是民营企业必须对经济周期有好的判断。

　　新京报：我国工业化已经进入重化工业时期，民营经济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机遇和挑战，您认为我国民营经济在未来发展中，如何在我国加速重化工业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李佐军：我觉得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还是要从市场出发，不管是什么工业，有市场就有发展。民营企业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参与全球专业化分工，培养自身的特色，进而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当然，民营企业的产业和产品升级，需要决策层把原来控制严格的产业放开，对民营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在所有行业领域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新京报：舆论认为，铁本项目的垮台，原因众多。但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没有很好地履行较好的社会责任。您觉得民营企业在实现自身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该如何更好地承担起社会责任？

　　李佐军：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应当一视同仁，在WTO的原则下享受国民待遇。至于提到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我想更主要的应当体现在纳税方面。如果民营企业很好地履行了各项纳税义务，安置了更多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我觉得不应该对民营企业有过多的其他道义方面的要求。相反，就是国有企业，不管你性质再红，如果持续亏损，不履行纳税义务，则不能说你较好地承担了社会责任。

　　针对民企的歧视政策应消除

　　新京报：结合推进本次投资体制改革，决策层正在酝酿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重大政策，但是，舆论认为，专门为非公有制经济制定若干重大政策，没有必要。您对此有何评价？

　　李佐军：决策层正在酝酿的这些政策很有意义，虽然从理想的条件下，不要专门拿出来制定若干政策，应当和国有企业等统一标准。但现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总是或多或少地享有很多特权，而这些特权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在现阶段专门为非公有制经济制定若干重大政策很有必要。

　　新京报：您认为我国需要从哪些方面对现行的非公有制政策体系进行优化？

　　李佐军：未来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设计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取消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的特权，如取消其在金融和土地资源方面的特权；第二，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如解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限制。有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许多理论和认识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中已经解决了，但是如何在实践中贯彻下去，还需要努力改善。

　　民企治理结构期待与时俱进

　　新京报：民营经济所采取的治理结构，大多是以家族制企业为主。您认为，这种家族制的企业治理结构有何优点和缺点？它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否相适应？

　　李佐军：家族企业在其创办的初期，有很多好处，主要体现在交易成本较低，管理简单，成员之间比较容易沟通。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家族企业已经不能适应企业规模扩张的需要，副作用越来越大。

　　至于它和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是否相适应，不能绝对地看，主要应看其是否能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如果说这个家族企业还能向前发展，还能创造利润，则应当肯定，因此不能只从企业的产权结构上来把握、判定其是否和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相适应。

　　新京报：国外家族企业已经纷纷抛弃了这种治理结构，您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如何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

　　李佐军：其实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后来比重才慢慢降低。在我国市场经济初期，家族企业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优化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家族成员内部的产权必须清晰；第二，尽快实现产权多元化，防止“一股独大”。“一股独大”的产权模式不利于家族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吸引人才，使企业成员没有归属感。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逐步分离，是未来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逐步帮助家族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评论

　　民企自身要加强对宏观调控的反思

　　如今，中国宏观调控依然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与此同时，相关的争论也依然没有平息。

　　有人认为，决策层应该尽快消除对民营经济的各项歧视性政策，包括国有企业在金融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垄断优势，放宽在市场准入方面对民营企业的苛刻限制等等。

　　但是，除了完善各项促进非公有制的政策体系之外，本轮宏观调控确实也需要民营企业家进行深层的反思。否则，民营企业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所交的学费可能就打水漂儿了。

　　目前，困扰中国民营发展的深层原因，不是说中国民营企业的“小”，而是散，没有产业分工。在国外，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是垂直型分工，而我国更多的采用水平型分工。在市场逐利主义的影响下，民营企业资金都被逐到一个点上。

　　比如，某个时候防盗门赚钱，则一窝蜂都去生产防盗门；而如果保温杯赚钱，则把资金都投向保温杯。

　　现在，第二代民营企业家起来了，但还是或多或少地继承了第一代暴发户的心态，当政府的职能转换不到位，他们便大发牢骚。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他们更多的是靠胆大起家，不是靠经营理念和超强的市场意识起家。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许多民营企业家在经济周期面前纷纷落马。为此，中国民营企业要想永续经营，基业常青，惟一的选择可能就是：增强市场意识和对经济周期的把握与应变能力，快速学习全球绩优公司的最佳实践。

　　同时，基于全球经济视野，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制定长远战略规划，走战略成长之路，最终实现战略制胜。

　　此外，高度集权与“家长式”管理的问题也一直困扰民营企业多时。虽然，在民营企业初创时期，家族制管理模式有许多优点，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高度集权的家族制管理模式日益暴露出部门划分边界不清和岗位职责不明以及缺乏科学组织和管理体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但制约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危及到企业自身的生存。

　　民营企业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突破阻碍自身发展的“瓶颈”。本报记者胡晓群[ 责任编辑：罗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