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收购的隐性阻力

本报记者 张庆源 北京报道 上海汽车集团与韩国双龙汽车签订谅解备忘录的仪式与韩国工人的罢工风潮同时出现在７、８月之交的汉城，这是中国汽车厂商首次跨国并购，未曾遭遇过的问题随之而来，尽管工会的举动是否明确指向收购尚无定论，但让上汽集团感觉忐忑的是，类似的情况可能只是未来运营过程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其它未知的风险也许会纷至沓来。 当中国企业的扩张冲动蔓延至海外的时候，同样不能回避“本土化”的困局，但这显然还不是中国企业擅长的领域，海外扩张在雾气中摸索前行。专家正在呼吁政府建立海外投资的保障机构以及真正市场化意义上的行业协会，以便给予中国企业政策性的声援和实际中的帮助，中国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说：“协助机制的介入现在恰到其时。” 韩国工会的阻力 ７月２７日上午，在韩国汉城，一个让中国企业感觉自豪的签约仪式正在进行。双方签订的是上汽取得韩国双龙汽车股份优先谈判对象地位的谅解备忘录。此备忘录的签订使上汽集团确认获得收购双龙债券团持有的４８．９％股份的优先权，历时半年多的双龙收购案在曲折中重现曙光。 上汽集团总裁胡茂元称这是“双赢”、双龙债权团主席崔东洙说“养大的女儿就要出嫁”，两人的一唱一和让场面热烈而祥和。“婚事”已定，双方最终能否“成婚”要看３个月左右的实质性协商，９月份左右的“收购协定”成为各方期待的目标。 然而这种已经看似顺理成章式的等待却并不顺畅，双龙工会的罢工让这样的喜庆气氛蒙上阴影。双龙汽车工会的６２０名工人从７月１９日开始部分罢工，工人们提出将工人每月的工资增长１０．５％（约合９９美元），要求允许工会参与董事会决策过程、引进责任经营制度、保障雇用等一系列条件。以千万美元计的损失在持续发生，面对紧张局面，资方做出让步。２８日凌晨，劳资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资方同意给工人每月加薪７．５万韩元（约６３美元），但在其它条件上，资方仍没有退步打算，隐忧并未完全消除。 工会普遍担心公司被收购后工人会失业，所以意见颇多，通常想要收购韩国企业，收购方基本上都要作出员工三年工作职位不流失的保证，这是双龙工会需要争取的待遇。 与高速发展的中国相比，韩国企业在市场、人力成本、资金利用方面的优势正渐渐消退，因此面对中国企业的收购，韩国民众心存对中国企业夺取韩国仅有的技术优势的担心，害怕在技术旁落之后韩国的工厂会被关闭而中方将原有的生产线搬至中国。正因为这一原因，可以理解为什么韩国工人对于美国公司的收购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中国公司的收购协议则障碍频生。在此之前，韩国的民众一直以为真正收购双龙的是上汽背后的通用，事实明了之后，韩国人感到有些意外。出于对公司前景以及自身职业生涯的担心，一系列的劳资谈判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对于双龙工会的情况，上汽集团的新闻发言人薛浩对记者说：“我最近去韩国，当地的媒体称双龙的工人是‘有条件地接受收购’。” 重复的历史 国资委研究院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分析说：“其实，与美国强调保护资本、欧洲着重保护劳工的严格工会制度相比，韩国的工会不算很强势的工会，只能属中等水平。民族情绪可能是此事件的制肘因素。” 但无论韩国工会的严格程度到底如何，中国企业心中的陌生感都可以理解。赵晓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工会制度，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遇到较为规范的市场经济工会制度肯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中国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则认为：“双龙的工会问题，也可能是一种谈判的价码、一种谈判的手段，又有可能就是当地的一种政治风险。这个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工会问题。” 这种经历曾在日韩出现，２０年前，王巍在日本实习的时候就亲历了日本企业海外扩张的前期。他认为：“好在我们可以学习２０年前的日本和１０年前的韩国，那个时候他们的企业也面临中国目前的情形，他们有很多经验教训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免疫力和警觉。”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可以以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作为一个模板？“没有一个完全合适的案例可以拿来模仿。”王巍说，“但是他们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好好地借鉴。” 制度保障 直到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还是散兵游勇式的个体行为，尽管规模在不断攀升，但并没有出现可供借鉴的经典案例。“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一个企业尝试失败了就无声无息了，就这样大多数企业都在自己干，一个企业失败了，另外的企业还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企业之间没有经验的交流。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成功的只能算小概率事件，我们毕竟只有２０多年市场经济的经验，不足以在市场经济的深水里游泳。”王巍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发现一种机制来降低这种风险。建立起这样一种机制应该是水到渠成、应该因势利导了。” 缺乏制度保障和专业服务使海外扩张的风险超出许多人的预设，长虹的出口策略不仅牺牲了品牌，进而遭遇严酷的反倾销调查，海尔的海外设厂战略正广受质疑，单个企业需要从产品、渠道、公司设立、政府关系协调、文化适应、培育品牌认知等多个角度完成一个宏大的扩张计划，需要巨大的资金以及专业人才作为基础，而中国面对这一领域的专业服务同样只处于成长期。 王巍呼吁政府建立一种机制，以迈出最重要的初始期，“美国当年为了推动在海外的投资，成立了国外投资的保险机构，支持海外的投资；日本也有这样类似的机构，叫做海外投资协力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企业参与全球化的时候，政府应该起一个什么作用？政府有没有可能去帮助企业进行国际化？帮助企业降低风险，避免企业重复地浪费资源。机制的建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可以通过市场，建立海外投资的行业协会，比如中国的打火机协会就成功进行了反倾销。到一个国家的企业组织到一起，为后来者提供建议，大家抱起团来，为全球化的中国商人服务。” 更为关键的商业环境显然需要政府出面维持，比如“不承认中国市场地位”、“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措施”，这是单个企业或行会组织都无力承载的重压，王巍认为由政府出面，建立一种协助机制，这样可以形成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一种辅助、一个通道，政府可以给企业提供保险、帮忙企业交涉，“比如俄罗斯的‘通关’问题，中国发表声明就成为了政府的一种政治呼应，很多政治风险属于政府协调的范畴。有了这个机制，我们就可以实行‘反措施’与之抗衡。这样的机制成为一种行业的协作保护，它的功能将包括信息通道、法律救援、金融援助和政策性保护。政府完全有能力做这个事情，而且现在正逢其时。”